新一年的大幕缓缓拉开，我国税改、去产能等多项重任也逐渐步入了深水区，主管部门如何排兵布阵成为了各界关注焦点。1月10日，国新办就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会上提出，尽管“死亡税率”只是个例，但今年减税降费依旧任重道远，去产能扩围至水泥等40余类领域、监管“不理性”的海外投资，均被列入了改革清单中。

税改路线渐明

“虽然有些企业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但个案毕竟具有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在被问及有关“死亡税率”的问题时，徐绍史如此回应。他表示，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分别从税制改革和税负构成的角度做了分析，并得出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并不高的结论，“实际上，讨论企业税负问题，应从更多角度讨论，既要看到绝对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对的成本;既要看个案，也要看总体;既要看成本竞争力的指数，也要看构成指数的具体数值”。

徐绍史的此番回应，恰逢我国各项税改逐渐步入深水区。总体上看，包括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房地产税改革，继续拓宽资源税改革等任务都已经跃然纸上，亟待进一步研究、部署及落地。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以个税为例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历经数年的经济形势变化，目前个税的多项规定都与居民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纳税人纷纷期待改革能够真正实现低收入群体负担减轻，高收入群体责任加重的收入分配目标，“由于民意广泛关注且乐见其成，个税改革正式启动后，推进速度应该会比较迅速”，刘桓表示，鉴于税收法定的原则，个税新政最关键的仍是通过法定程序审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民意同样至关重要。

而颇受购房者关注的房地产税改，却因触及多方利益而踟蹰不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汪德华就直言，目前房地产税的定位并不清晰，无法确定究竟是要建立地方税体系、调节房地产市场还是调节财富分配，且该税种能否真正调控房价尚存疑、各部门间也难以形成合力，“因而短期内或难以出台”。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看来，除去上述领域，消费税、资源税改革也是今年值得期待的重点。“作为增值税的辅助系统，消费税未来将在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调节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推进过程中应更多关注该税种与其他税种的协调关系”，冯俏彬表示，而资源税改革已经大体完成，明确了资源税收归属地方，且赋予了地方灵活调节税率的空间，该思路应该继续保持。

去产能扩围

部署税改路线图的同时，此次国家发改委还亮剑直至煤炭、钢铁去产能。徐绍史提出，2017年要进一步推进去产能，除了钢铁、煤炭行业之外，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去产能也要自觉推进，主动减量、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业内人士分析称，此举正意味着去产能的扩围。

据了解，水泥行业的需求与固定资产投资息息相关，2011-2014年左右，我国水泥行业的产量基本维持在10%的增速，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厂房建设等需求并没有那么多，尽管2015年水泥的产量出现下降，但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

除了上述三大行业之外，徐绍史还表示，有一些产能利用率很低的、过剩产能比较严重的领域也会纳入去产能的范畴。对此，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在去产能新一轮扩围中，冶炼、化工等40余个领域都会逐步加入去产能大军。在冶炼方面，铜冶炼和锡冶炼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态势。

徐绍史则对此表态称，进入2017年，去产能要更好地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要有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更加严格地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还要严厉地控制新增产能，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本次国家发改委也对明年的煤炭、钢铁去产能任务做出了安排。徐绍史介绍称，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国钢铁去产能目标是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在接下来的2017年，我国对去产能的要求会更高，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目前国家正在编制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的方案，预计在春节之前出台，僵尸企业要加快退出”，徐绍史称。

韩晓平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我国之所以不断加码去产能任务，一方面是出于环境治理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需求不断缩减的大趋势下，如果保持产能不变，过剩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煤炭、钢铁在海外的价格已经不断下跌，加快去产能的速度，不仅符合国际形势，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价格，减缓先进煤企、钢企的亏损状况。

不过，韩晓平也坦言，要完成更多的去产能任务确实有一定难度，在继续做好员工安置的基础上，也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产能过剩的行业找到新出口。他举例说，长期以来，我国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但是却一直无法造出圆珠笔头上的小钢珠，每年要因此进口特殊钢材上千吨，付出外汇近亿元，但是在本周，太钢集团宣布已经生产出了中国制造的笔芯，有望在未来两年完全替代进口。专家指出，未来我国还要在特殊钢材和技术上进一步提升。

监管出海投资

徐绍史直言，在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这些风险一旦爆发，对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国均不利。他表示，为规避可能出现的不理性风险，我国正对大额非主业的投资和一些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进行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引导企业审慎决策、精准投资、理性投资，“但是我国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曾公开表示，我国多部委正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出现这类风险的原因较多，有的企业本身对于国外市场知之甚少，甚至对自身优势及定位也并不了解，目睹到其他企业的成功便一哄而上、急于求成，最终只尝到了盲目跟风的苦果”，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还有个别企业则是借道投资行投机之实，因而对项目本身盈利情况并不在意。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就曾透露，未来意图对外投资的企业或将需经过详细“体检”，内容包括相关财务报表负债率等，以提醒企业审慎决策。不过在白明看来，政府机构还应更多发挥服务功能，为企业提供更多有关海外市场的详细资料，包括基础设施、税收条件现状以及哪类产业有增长潜力、哪类产业存过热风险等。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张畅 林子/文 宋媛媛/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