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行为，我国刑法对票贩子的惩处十分严厉，但对于号贩子，刑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号贩子违法成本相当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对号贩子入刑，维护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将号贩子入刑，有较充分的理由。其一，号贩子的社会危害性大，且一次贩号，所获利益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元，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他们的最高处罚也不过拘留15天和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而已，违法成本和非法所得相差较大；其二，倒卖车票、船票等行为,属于《刑法》第227条的打击范围，不仅罚金可达非法所得的5倍，而且严重时还可予以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贩票和贩号，性质相似，处罚差别却不小。
但反对的理由也同样充分。其一，号贩子因成为社会热点而入刑，将来其他行为也可能效仿，比如当前出现的天价鱼、黑导游等现象，都危害不小，都有入刑的必要，若不把控好入刑的门槛，入刑的多了，有损刑法的威严，也可能让民众感到不安；其二，《刑法》修正案去年才获通过，收买婴儿等行为入刑，短期内再作改动，显得不够严肃，即使有必要让号贩子入刑，目前时机也不对。
更重要的是，法律应尽量保持谦抑，限制人身自由的举措要格外谨慎，假如通过其他法律或手段能够治理，则最好先别入刑。当前治理号贩子还有许多办法可用，仅短期举措就有不少，比如，强化医院管理、理顺就医秩序、落实实名看病等，都存在治理号贩子的巨大潜力。
从长期来看，医改的许多举措都有利于消除号贩子，医疗重心下移、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都可改变过于集中看病的现状，最终让号源不再紧缺。当然，类似办法不可能马上收到效果，但只要做好短期举措，就能为长期举措赢得时间。
号贩子入刑，效果也许立竿见影，然而这只是表现上的沉寂，只要专家号依然稀缺，只要医院仍有“内鬼”，只要实名制形同虚设，专业号贩子没有了，业余号贩子也会存在，显性号贩子消失了，隐性号贩子不会消失。
相反，通过管理医院、理顺就诊秩序、推进医改举措等来治理号贩子，则要艰难得多，却能从根子上治理贩号行为。改革靠问题倒逼，把问题交给《刑法》虽简单和省事，但也让医改失去了压力和动力。可见，医院管理和医改，一个立足现实，一个注重长远，应作为治理号贩子的两个首选手段。
当前治理号贩子出台了不少新举措，效果如何，尚待观察和评估，只有当这些办法不起作用时，才有必要考虑选用入刑这个次优方法。但相信只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强化医院管理，去推进医疗改革，不必走到入刑这一步，号贩子的生存空间也能被大幅挤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