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银行业近年来经历了新增贷款爆发、业务迅速拓展的过程，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变迁。“在内外部环境的约束下，中国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扩张，强监管、严调控应是未来的常态。在23日举行的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如是说。
他将这十年间中国的银行业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归纳概括为两点：
一是巨额放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银行业当年的贷款新增额从未超过5万亿元，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轻易便突破10万亿元，是以前年份的两倍以上，实现了一个巨大跳跃，并从此使中国每年的新增贷款额冲上十万亿元的“高台”。
二是围绕着监管进行各种创新。早期主要的创新业务是银信合作，发明买入（卖出）返售资产等科目，促使信托类业务、证券基金公司资产类业务迅速膨胀，行业内俗称为“通道业务”；后期（2014、2015年之后）则主要通过产业基金、资管计划、同业合作、债券、理财等多种方式大规模投放，将大量业务从表内转为表外，并使资产负债表大幅度膨胀。这次扩张的资金，主要流向地方政府平台、房地产市场、大型国有企业等，也有一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从中分了一杯羹。
“银行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在于满足宏观调控和监管约束的同时，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的发展目标。”但于学军也同时坦言，当这种“绕规模”、规避监管的行为偏离太大时，必然引起某些方面的混乱，甚至会明显积累金融风险，也导致近年来社会上对金融业多有诟病。
事实上，为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从2017年开始，强监管、严调控的各种政策措施已经开始不断出台。以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为例，在该文下发三个月后，“一行两会”又步调一致地出台了相应配套细则。
“资管新规”及其配套措施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即破除刚性兑付、回归资产管理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于学军评价道，“资管新规”涉及到银证保等所有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标准，影响广泛。
于学军认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十年来中国货币信用发生了巨额扩张，形成巨大的潜在风险。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外部的国际货币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内外部环境的约束下，中国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扩张，强监管、严调控应是未来的常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银行业有可能正面临着新一轮大额不良资产暴露的局面。”
于学军进一步表示，因此，如何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又可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应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