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超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环境、法治环境的竞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只停留在惠企补贴、政务便利等表层举措，更要把法治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坚决纠治乱查封、乱扣押、乱检查、乱罚款等扰企执法行为，平衡好监管力度与企业发展温度，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敢投资、敢创新、安心经营筑牢制度根基。
一、法治化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营商环境包含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其中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最硬核的内核。优惠政策可以短期吸引企业，但只有完备的法治保障，才能稳定企业家长远预期。政策红利会有到期之时，而法治保障是长久的底气。
实践证明：一个地方法治水平越高，市场交易就越安全，企业的投资信心就越充足。即便硬件条件、土地财政补贴并不占优，只要法治环境过硬，依旧能够集聚各类市场主体。反之，如果执法随意、随意查封扣押、多头重复检查，哪怕招商引资政策再优厚，企业也会心存顾虑，不敢加大投入，甚至选择迁出。
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划定涉企执法红线，提出“不得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严禁滥用异地执法，这就是社会广为提及的涉企执法“四不得”要求。这一系列制度规定，直指企业反映强烈的扰企痛点：有的地方多头重复检查，企业疲于应付；有的办案过程中超范围查封企业账户，把企业合法经营资产一并冻结，直接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有的把罚没收入和部门考核挂钩，出现趋利性执法；有的随意动用强制措施，没有区分企业违法所得、合法财产，混淆企业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
这类执法乱象，会直接冲击企业生存。企业一旦遭遇乱查封、乱扣押，账户冻结，原材料采购、工资发放、订单履约都会陷入瘫痪，一家经营正常的企业，可能因为一次不当执法陷入经营危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就是要守住执法的边界，做到监管有力度、执法有温度，既要打击违法，也要最大限度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浙江作为全国营商环境建设的标杆，其成功经验不只是办事效率高、惠企政策多，更关键在于把法治思维贯穿营商环境建设全过程。浙江推行“无事不扰”的差异化监管，落实“综合查一次”，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对守法企业的不必要打扰；搭建“企呼我应”平台，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涉企问题办结率接近百分之百；同时完善破产重整、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既惩戒违法，也为困境企业开辟重生通道，做到执法司法不“一棍子打死”，让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与刚性。
典型案例：浙江杭州破产法庭运用“预重整+重整”机制，成功挽救二十余家科创企业，化解债务规模超70亿元。对于陷入债务困境的科创企业，不简单走清算退出，而是通过司法程序盘活企业，保住企业技术、团队与市场，既维护债权人权益，也保全地方产业发展根基，是法治化护企的典型样本。
二、当前地方优化营商环境面临的现实短板
各地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出台大量惠企举措，但部分地区依然存在“重服务、轻法治”的现象：
一是重招商、轻监管。招商引资阶段对企业满腔热忱，但企业落地之后，执法监督的尺度把握不到位。招商引资时承诺满满，后续执法随意，政策落地和执法实践出现脱节。
二是执法尺度失衡。部分基层存在“运动式执法”，为完成考核指标，扩大检查范围；处理经济纠纷时，习惯于优先采取查封冻结强制措施，没有优先考虑企业生存，没有严格区分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造成“办一个案子，垮掉一家企业”。
三是监督纠错机制不够健全。企业遭遇乱查封、乱检查，维权渠道不够畅通；部分地方对涉企执法的内部监督、行政复议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对不当执法的纠错追责力度有待加强。
四是政商关系把握不到位。有的地方把优化营商环境简单等同于“对企业一味迁就”，放松监管；有的则走向另外一端，监管简单粗暴，过度执法扰企。真正的良好政商关系，应当是“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既要主动服务企业，又要严格依法监管，不搞无原则纵容，也不搞简单粗暴执法。
三、提升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路径
（一）树牢法治思维，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地方党委政府要树立“法治是最好营商环境”的理念，把法治化营商环境纳入地方发展考核。优化营商环境，不只是发改、政务服务部门的工作，行政执法、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都要协同发力。
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各项规定，把“四不得”执法红线落到基层执法一线。执法机关开展涉企执法，应当坚持“能不强制就不强制，能轻处罚就不重处罚”，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冲击；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措施，必须严守法定权限、范围、时限，严格区分涉案财产、企业合法财产、经营者个人财产，严禁超标的查封冻结。
（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坚决纠治“四乱”扰企问题
第一，推广“综合查一次”联合监管。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整合各部门检查事项，对同一企业尽量合并检查，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企业迎检负担，做到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风险高的企业“精准监管”。厦门推行“扫码入企”制度，执法人员开展企业检查必须平台备案生成检查码，全程留痕可追溯，从流程上约束随意上门检查的行为，值得各地借鉴参考。
第二，严格约束行政强制措施。对查封扣押冻结，建立内部审核把关机制，坚决杜绝趋利性执法，严禁罚没收入与部门经费、绩效考核挂钩。对确需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优先保障企业基本经营，给企业留足生存周转空间。
第三，完善纠错救济渠道。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检察监督的作用，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遭遇乱查封、乱扣押、乱检查，能够有便捷途径反映问题，对违法执法及时纠错、追责问责。
典型案例：某地检察机关办理执行监督案件，发现某实业公司被错误冻结800余万元账户资金，同时错误采取限高措施。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法院纠正错误执行，解除冻结、撤销限高，企业得以恢复生产经营。这一案例说明，强化司法监督，是纠正不当查扣冻、保护企业生存的重要抓手。
（三）优化司法保障，守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司法是维护营商环境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方面，公正审理各类商事纠纷，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不因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制性质区别对待。
另一方面，用好破产重整、预重整制度，对尚有发展潜力的困境企业，不要简单一破了之，通过司法重整盘活企业，保全企业的技术、员工、产业链，实现“救治企业、化解债务”双重目标。
同时，严格规范异地执法，严禁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普通经济民事纠纷，守住司法边界，防止公权力越界介入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矛盾。
（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服务有温度、监管有刚性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有“对企业的感情”，更要有法治的标尺。
亲清政商关系，不是无底线讨好企业，也不是简单“一刀切”监管。政府部门要主动倾听企业诉求，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像浙江“企呼我应”那样，企业反映的困难有渠道、有交办、有反馈、有回访，实实在在解决企业现实难题。但服务不等于放弃监管，对违法经营行为，必须依法依规处理；对守法企业，则要少打扰、多赋能。
（五）强化监督考核，压实各方责任
把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不能只看招商引资数量、项目落地数量，也要把涉企执法规范性、企业法治获得感作为评价指标。
建立涉企执法问题线索收集机制，定期梳理企业反馈的乱查封、乱检查、乱罚款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对违法扰企的执法行为，依规追责问责，形成制度震慑。同时加强普法，一方面提升公职人员依法履职能力，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学法守法，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营商环境的氛围。
【结语】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招商引资的政策红利可以引来企业，但只有法治化的制度环境，才能留住企业、成就企业。
提升地方营商环境，既要做好政务服务的“加法”，也要做好扰企执法的“减法”。严格落实国家“四不得”执法要求，坚决纠治乱查封、乱扣押、乱检查等乱象，平衡监管力度与企业生存发展，坚持公正司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唯有筑牢法治根基，才能让企业家放下顾虑，安心谋发展，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内生动力。
（作者鲍世超，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与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