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国内最早一批创业者，全国政协委员、盛大集团董事长陈天桥在2011年就曾递交过大力促进“草根”创新的提案，“现在能得到政府的认可，特别高兴。”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同时也提出，发展到现在的阶段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陈天桥认为，在稳就业促升级中，真正的领头羊企业是中型企业，并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现实困境。“我们不但要重视从后场发球的，也要重视前场即将进球的。”
新京报：你在提案里谈到“双创”与“稳就业、促升级”的思考，能否展开？
陈天桥：我们希望创业创新所雇佣的劳动力在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环境里面，如果是昙花一现，今天创业了，明天解散了，这些人又面临重新去寻找工作的压力，甚至因为创业的失败经验失去了信心，对找工作浮躁。实际上不一定真的能够达到稳就业这一条。
第二个是促升级，任何一个创业企业都要有核心竞争力，对社会有贡献。企业发展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我见了很多企业，包括我以前的老部下去创业了，有些人跟我抱怨，企业本来发展很好，业务骨干全去创业了，也给了期权，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现在大家心态都比较浮躁。
到底有多少是独创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现在有大量的低级竞争、短视、相互挖角，不重视知识产权，甚至说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下面技术骨干出去一模一样做一个，到底是分化技术能力，加剧恶性竞争，还是真正能够培养促升级的核心竞争力呢。我们要反思。
新京报：创业是否过热？
陈天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说创新过热，会破裂。实际上，过去几年一直在呼吁改善创业环境，我自己在2011年就写了一个提案，叫大力促进草根创新，用当时流行的话“草根”，表达作为创业者的一个愿望，现在能得到政府的认可，特别高兴。我只是觉得发展到现在，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资本市场对于创业创新的追捧是好事情，有时候过于放大创业创新所带来的概念，一下子10个、20个涨停板，真的这么有价值吗？反过来看，是不是资本市场加大了这种浮躁的心态。对实体经济，对本来发展中的企业造成的冲击某种意义上还是负面的。我就是最早的创业者，我们要重创业，更要重创新；重数量，更要重质量。
新设企业的数量和稳就业促升级之间不一定有必然关系。我建议对非常早期小微企业的支持，转向对中型企业的支持，他们现在压力非常大。
新京报：为什么呼吁支持中型企业，他们压力从何而来？
陈天桥：我的核心思路是，在稳就业促升级中，真正的领头羊企业是中型企业，所以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现状和困境。
一方面，中型企业经过快速发展、激烈竞争，稳定了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不是依靠风投砸钱；另一方面，中型企业数量非常多，对中国解决就业问题将带来直接帮助。大企业里，职工可能有一万、两万，但中国总共有多少大企业？中型企业，职工可能只有200、300人，但数量却是大企业十倍百倍不止。
对于大企业，他们可以要优惠政策，有影响力，有公关能力，对发展壮大中、可能产生威胁的中型企业，大企业可以不遗余力地打击。甚至抄袭、挖人、动用舆论力量，逼迫中型企业通过卖掉自己投身别人。
对于小微企业，他们一定被打压很惨吗？不是，小企业有灵活性，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大量地从中型企业挖人，去简单复制模式，对中型企业挤压也比较厉害。
如果分为大、中、小三类型的企业，那在两头都富起来的同时，应该注意给予中型企业一定支持，否则容易断链子。道理跟跳舞一样，左脚走三步，右脚走三步，会稳定朝前走，你老是出左脚怎么跳呢。我们应该帮助中型企业在未来成为真正的大企业。临门一脚了，不去前面帮他踢球，老是从后场踢，什么时候能进门？我们不但要重视从后场发球的，也要重视前场即将进球的。
新京报：我看到委员有提案，希望体制机制上加强对互联网公司垄断监管。你认为这种垄断会对创业环境造成抑制吗？
陈天桥：现在互联网领域比较大的几家，差不多都是1999年底、2000年初，算是和我同一代成长起来的，现在说到大企业还是他们几家。而在美国，雅虎、谷歌、Facebook，不断产生新兴企业，我们要深思。
可以多看看美国的企业发展路径。美国有大企业，更有不断产生大企业的机制。尽管你是大企业，仍然允许看到别的企业快速发展。
美国有一个“英雄”的概念，大家都愿意做出新模式、新的核心竞争力，来打败原来的巨人。所以会出现很多小巨人，Linkedin、Twitter、Facebook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发展起来。
这可能靠的不完全是机制保障，更重要的是文化。互联网领域需要去审视垄断机制，更要尊重创新文化，这是应该去呼吁的。大企业的心态应该是：我乐意成为你的合作伙伴，不是迅速将你踩在脚下。这些不是体制机制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得了的。
新京报：在创新方面，你在小组讨论里提到可以依靠社会捐赠，在中国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陈天桥：不理想化，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盛大关注娱乐行业，以捐赠方式大力支持脑科学的研究，跟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全面沟通，我们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创始资金来自私人捐款、机构捐款、基金捐款，他们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同时加州体系里的所谓州立大学，40%的钱也是来自于基金会、个人捐款，60%来自州的拨款。
所以说中国做不到不是模式问题，我认为是国有办学体制、科研经费机制遏制了整个民间慈善。
我曾经要捐赠给某大学一笔资金，对方开始很高兴，我们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告，结果就不给。还有一次是希望捐赠儿童医院，约了院长两次都没有来，送钱都不要，就是不愿意报告。问题出在哪？第一，他们还是不缺钱，没必要和我打报告做乙方。第二，这样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觉得这和养小孩一样，不能娇惯，就应该放在市场上，慈善法应当加强如何尊重捐款者，简化管理程序，包括在税收方面。如果慈善主要还是以管理为主，不是激励规范为主，那确实像你说的理想主义了。
新京报：如果把你放在今天这个时代，会更加乐于成为创业者当中的一员吗？
陈天桥：每个阶段都有优势和劣势，我刚创业的时候竞争可能没有这么激烈，但环境也没有现在这么好。我曾经还有一个提案，呼吁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回归。为什么大家都会去美国上市不在中国上市？2003年、2004年的阶段，中国根本没有VC、PE，只能接受美国人的钱，在美国上市让资金退出。但你的市场在中国，资本市场在美国，人家不理解你。
我其实不是很赞同大家拿一个阶段去和另一个阶段比较。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优势和劣势，如果我现在创业，也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规避劣势，一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