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3日，英国将举行脱欧公投，以兑现卡梅伦首相当初竞选时的承诺。最新民调显示，留欧派和脱欧派支持率不相上下，脱欧派甚至稍占上风，反映了难民危机和巴黎恐怖袭击后，英国“分离主义”增强的趋势。
脱欧者的主要理由是留在“官僚主义”控制的、“无能”的欧盟，弊大于利。欧盟在法律、政治上一体化的要求在削弱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如此，“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将永远消失。且移民的涌入及索要的福利，抢走了英国原居民的工作岗位，也正在加重英国的财政和纳税人的负担。
实际上，不单在英国，近年来欧盟各国内部脱欧的声音也在逐步增强。近期对8个主要欧盟国家民众所做的调查中，有45%的人希望能像英国一样举行脱欧公投，其中意大利和法国分居前两位，高达48%和41%。而反欧元、反移民的政党也在选举中屡有斩获。德国选择党已进入8个州的议会;法国的“国民阵线”崛起，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虽没能最终胜出，但得票率已近三成;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则成为国内第二大政治力量。同时在奥地利、荷兰、丹麦等地，反欧盟和欧元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无论英国的这次脱欧公投最终结果如何，这都仅仅是个开始，未来“分离主义”会成为欧盟的梦魇，挥之不去。这一推断的依据有二。一是欧洲的衰落会持续多年，至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复苏的希望;二是欧元是个助推器，加速欧洲的衰落并延缓其调整过程。
欧洲的衰落
欧洲的衰落是以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的形式呈现的，但实际上是多年民粹政策下，高福利之病的累积结果。至今欧盟也没有走出衰退，除德国稍好一点外，各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罢工不断，公共债务占G D P的比重难降，且又有来自地中海东岸的难民危机和内部的伊斯兰问题。
一个社会，无论财富总量多少，从收入结构上说，一定是金字塔型，即无论塔的斜度如何，相对意义上的“穷人”总是占多数。一人一票的结果是政客为了当选，必然会迎合占多数的“穷人”的需求，其自身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收入不能满足的生活水平，政客会许诺在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上解决。尽管英美各国有宪法对政客和政府行为的某些约束，但也挡不住选票制度的多年“侵蚀”(这里不讨论好坏，只是指出一人一票运行的一个客观结果)。一人一票至今不过实行半个世纪，但欧洲各国普遍变成了“大政府”，一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包揽民众的“生老病死”，市场运作的“市价准则”被干扰，甚至以法条的方式被或明或暗地抛弃或废除。
市场竞争下，一个人的收入是其自身知识量的函数，由其向社会提供的边际产出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由收入决定，不能指望政府的“二次分配”接济或借债度日。惟其如此，生活才能长久。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
高福利看上去很美，但不中用。政府“接济”穷人，帮助穷人提高其生活水平的钱来自何处?唯有来自税收，即合法地“劫富济贫”，让富人多交税，表现就是欧洲各国富人的税负在加重，边际税率在增高。高福利的一个恶果是扭曲了人力资本的定价，使得一部分人放弃了通过提高自身知识量来提升生活水平的努力，使得“贫穷”在代际间传承。人的本性是免费午餐越多越好。若一个人不努力工作，仅靠政府福利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奋斗的动力会大减。二是不断地“劫富济贫”，也会降低富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收缩，可供分的“饼子”变小。人不是静止的物件，会走动，知道防御。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边际税率提高的结果会使得资本外流，企业转移，富人移民，穷人跟着失去就业机会。像之前法国奥朗德政府提议将年入百万的富人税率提高至75%，已使得法国不少名流和富豪移民更低税率的邻居瑞士。
总之，高福利使得一个社会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经济竞争力丢失。且好梦不长久，长期看，穷人并不能真正从中受益。欧洲各国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前累积了不少财富，才可以支撑这么多年。而一旦本国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这“劫富济贫”的游戏玩下去，唯有举债。当有一天自身的收入流量甚至不能偿还应付的债务利息，不能再借新还旧时，唯有宣布破产重组。这其实就是希腊自2009年以来上演的“现代版悲剧”。同样性质的故事仍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上演，只是现在还没到破产来临的一刻。
复苏的途径
福利如吸毒，一旦染上，很难戒掉，尤其在选票制度下，降低福利会遭受选民选票的“抗拒”，不到万不得已，政客是不愿支持的。面对希腊的破产重组，欧盟给出的是“紧缩换援助”方案。“紧缩”就意味着裁员，削减政府支出，降低社会福利，结果是希腊一轮又一轮的罢工，社会持续动荡。在“选票”压力下，希腊政客甚至耍无赖，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
债务重压下，除了削减开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外，经济要重回增长通道，要有新的收入流量才能纾困。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衰退时，政府可以以财政开支的方式刺激经济的复苏，这也是大萧条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喜欢采用的方式。但行至今天，因为公共债务的高比例，欧盟各国用财政政策做文章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货币政策是另一种应对危机的方式。欧债危机以来，失业率高企，经济衰退严重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法国都希望欧央行能像美联储一样，迅速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直接购买国债。但欧央行内部争议很大，尤其受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影响，认为货币政策应以控制通胀为主，而迟迟没有行动。实际上，是德国当时的经济增长较好，各项数据表明距离衰退甚远。直至2012年6月，随着德国经济被拖累的迹象突显，欧央行才实行了有严格限制的宽松政策。到2014年，欧央行开始实行“负利率”，即对商业银行存入欧央行的存款“征税”。去年初开始力推全面的量化宽松，宣布实行1 .1万亿欧元的购买债券计划。到今年6月份，甚至直接入市购买区内公司的垃圾债。
但至今欧央行希望能刺激通胀到2%的目标仍未能实现，欧盟各国经济仍增长乏力，深陷停滞中。实践表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救不了欧洲。多年的“劫富济贫”和高福利使得欧洲各国经济和产业丧失竞争力。而最低工资制度，强势的工会等又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用工自由。企业和个人对未来预期悲观而采取防守策略，不愿也不敢投资。即使对存款实行“负利率”，也不过是使得民众把存款从银行转移到别处罢了，刺激消费和投资的目标并不能达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是一副止痛药，并不能治病救人。
重回增长的途径其实很简单，就是“降价”。一国经济和产业竞争力丧失，实际上是源自其工资和产品价格太“高”，从而丢掉了比较优势。唯有降低工资和价格，才能重新赢回竞争力。欧盟各国，尤其是南欧各国要做的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降低工人工资，突破工会这类利益团体对市场的干扰，废除最低工资的价格管制，降低税率，并增加市场的订约自由，才是根本之道。但在选票约束下，这对政客而言又是成本最高的选项。财政政策无空间，货币政策失效，而对“降价”方案又欲言又止，这就是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的困局。所以才说欧洲各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返增长通道，经济会陷入持续衰退。
高福利是一种病，本质是租值耗散严重的“大锅饭”，使得个体的生活水平与产出贡献大幅偏离，从而降低整体产出，财富缩水，“浪费”惊人。而在欧盟内，1999年底实行的货币一统———欧元的诞生，又是同样性质的“大锅饭”。两病叠加，加速了欧洲的衰落。
欧元的助推
欧元是个“早产儿”，诞生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当时是法国担心德国马克对欧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要约束马克才力推一个跨主权的货币，这一点在德法持久博弈出的欧央行决策机制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以人头数和经济总量出资的，德国占比30%左右，但在决策上，却是由包括欧央行行长在内的6名理事会成员和17位成员国央行行长一人一票，多数胜出。出资额和决策权严重不匹配，这也是德国时常与欧央行发生争吵的原因。
欧元的诞生大大降低了欧盟内的交易成本，协作并深化欧盟各国的产业分工，也解决了欧洲大陆历史上以战定争的难题。自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深受德国的影响，将币值稳定放在首位。特别是2001年到2007年，欧元一直在升值，而成员国举债却是以欧元的名义进行，这等于搭了欧元信用的便车，降低了举债成本。有便宜，不占白不占。正是在此期间，希腊大幅举债，向民众派发福利。
也就是说，欧元内各国由于竞争力与资产负债表质量的不同，本应有不同的举债成本，却因欧元的“大锅饭”使得一些国家占了便宜。至于重组要偿还的债务，实际上是由欧元内出资额较高的德国纳税人来分担，这是德国选择党近年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债务重组的成本由欧盟分担，尽管去年为对抗欧盟提出的削减养老金计划，希腊政客搞了出脱欧公投的闹剧，投票结果仍旧是留在欧盟内。“大锅饭”内还有“油水”可食，但长此以往，这养欧盟内其他国家“懒人”的“租耗”，也非勤奋的德国人所能承担。一旦民众认识到货币一统带来的交易费用降低的收益低于其支付的代价，德国的分离主义就会渐成大器，走上台前。
实际上对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具体局限的不同，在财政、税收、福利等政策上没能完成整合，就急于推出欧元可能带来的问题，当时以密特朗和科尔为首的欧洲政治家并不是不清楚。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定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 D P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 D P的60%。但投票的逻辑轻易就把该条款作废，包括德国人都没能遵守。
欧洲的衰落，高福利是主因，而欧元的“大锅饭”是助推器。由于“降价”重新赢回竞争力，与“短视”的投票机制相悖，所以欧洲的衰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调整充满痛苦。像英国脱欧公投似的这类分离主义影响会日益壮大。未来欧盟要继续存在，其经济要重回增长通道，必须改变目前松散的“邦联式”合众国现状。各国要进一步上缴主权，建立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中央集权体制。
回顾人类史可以发现，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往往是战争和暴力的结果，但在目前的局限下，以此手段建立“欧巴罗合众国”已无可能。而若要政治上进一步整合，最起码建立类似美国的联邦体制，则必须建立明确的退出惩罚机制，把不符合条件或不听话的国家踢出去。只进不出，是种“纵容”。欧洲的政治家们其实不需要担心像希腊和英国这样的“脱欧公投”，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在衰落持续之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政治整合过程恐怕会看到更多的国家举行“脱欧公投”，有退出的，也有退出后符合条件，愿意妥协交权，重新加入的。
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分工深化和贸易要求降低交易成本，货币有天然一统的趋势。实际上，作为“早产儿”的欧元虽然是出于法国人的政治目的，德国人能响应，也是看到了货币一统带来的收益。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两次残酷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在经济下滑时采用的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带来的贸易萎缩之痛，战后的德国政治家很清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享有的铸币税的收益和美国人“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的傲慢，让戴高乐那代政治家觉得是种屈辱。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汇率的动荡给欧盟各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也促使了欧元的诞生。
当前中国正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铸币税的收益当然让人垂涎，但不应忘记货币的本质。市场竞争之下，成本与收益是匹配的。对方也不是傻子，愿意付出铸币税的成本持有，是因为其不仅能保值，且方便，能降低交易成本。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而放出去之前，要先给人民币的币值下一个稳定的锚和开放账户，实现自由兑换，不过是要处理的两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欧元与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受阻，没能取代美元的地位，主要还是由于两大经济体内部出了问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如美国。这带来的启示是，中国还是要继续修炼内功，改革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条款。力争在智物时代到来之际，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竞争力上能够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强国。
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困于高福利之病时，中国也需要警惕未富先骄、在财富的“二次分配”上大做文章的冲动，应该好好总结过去30年以修改合约的方式让市价准则发挥作用的成功经验，不要盲目学习西方，照搬照抄一些干扰市价准则，干扰企业自由订约的法律条款。
当前全球实际上是深陷衰退中，也正是中国利用中央集中治理和以增值税为分成合约的地区竞争优势，大步超出的战略机遇期。若白白错过，岂不痛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