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1932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师从王达津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建立起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系统性地提出相应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界所推重。

罗宗强：我们当代人研究那些范畴，离开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倾向来谈，就说不清楚。于是我想到，解释古代文学批评的术语，必须了解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状况，所以我就放弃研究范畴，开始研究文学思想。在我看来，文学思想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和理解，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诉求，他们认为文学是什么，文学拿来干什么，什么是好文学。

我主要研究思潮，不是研究某个人的文学思想，而是研究整个时代，或者某个段落、某个流派，那种整体的创作倾向。比如说，唐代诗歌发展到盛唐以后，进一步发展好像已经不容易了，人们开始另寻出路，各种流派就出来了。韩孟、刘柳、元白，各种各样新的倾向出现了。到了晚唐，很多创作技巧已经高度成熟，再发展已经不容易了，就出现了李商隐、温庭筠，他们表达内心细腻的感受，追求深层次的感情表现。

在研究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文学思想的变化和政治局面、士人生存状况有很大关系，或者说跟士人的心态有关系。古代的士人，或者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他可能会有什么思想，这很关键。所以，为了把文学思想说得清楚一点，我又去了解古代士人心态，最早是研究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后来也研究明代。如果不把士人心态说清楚，文学思想就说不清楚，文学思想变化的根源也说不清楚。

实际上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多个方面有关，政治环境、社会风貌、生存状态、士人心态等等。比如说，明代为什么出现了许多世俗小说，像是《水浒传》《金瓶梅》这些。那是因为士人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影响，士人进入了世俗社会，市民的生活、市民的趣味影响了士人，导致创作倾向变了。到明代，什么都商业化了，就连民俗也商业化了。商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影响了士人，作品的趣味也就变化了。

实际上我研究士人心态，倾注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而喜欢看我写的书，我把他们视为知音，因为我自己也特别重视那些投入其中的感受。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那就难免是非褒贬，难免带着感情色彩。但是投入主观的情感，又必须以客观的材料作为依据，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同时用力，去体会、去贴近古人的心态。主观情感各人不一样，但客观材料是实有的，必须可靠。

我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很多事的评价。在当时环境下，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以此为基础，再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去领会那些士人的心态。有人评价这本书，说了两个字“悲慨”，在所有的评价里面这是我最重视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理解我的。

80年代中期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有几位年轻老师跟我一起做，我自己选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去年又出版了明代。周秦两汉过去由我的一个学生做，一直没有写出来。辽金元也有个学生做，现在快完成了。目前主要是差一个清代，原本有另外一个同志在做，后来他搞行政了，就没做成。我们知道清代东西太多，诗文、小说、戏曲全都有，目前要在国内找出一位这几个方面都通的，不好找。所以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就到明代为止。

我们说，从事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文史哲要打通，不单了解文学，还要能回归、进入古代那种知识体系，文史哲不分家。第二，他要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创作倾向变化了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要能看得出来。看过大量作品以后，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没有比较好的审美能力就判断不出来。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否则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只能客观地说现象，说不清楚原因。

一种文学思潮发展到另外一种文学思潮，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衔接、有过渡、有相互影响。后一种文学思想一定与前面的文学思想有所牵连，有意无意，有形无形，接受前面文学思想的某些优点。它可能在倾向上和前面的文学思想不一样，但是不能说不一样就毫无关系，即便相反也存在着衔接过渡的关系。所以我们写文学思想史，好多都是写过渡期。再一个，要注意不同地域文学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要把整体的思潮和不同地域的思潮梳理清楚。

我有个学生左东岭，他在首师大带了四五个人，搞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朝代更替之际文学思想如何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文学思想史研究我写到明代，没办法再写下去了，没有精力了。明代写了12年，写得非常辛苦，年近九旬，让我再写清代实在不可能了。文学思想史当作一个学科，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感到比较遗憾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套书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