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荣
一颗“药泡杨梅”，差点毁掉一地百年产业。5月24日深夜，福建漳州龙海区对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13人立案。这起“药泡杨梅”事件，引发全社会对食品安全治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深度反思。个别商户违规使用药剂浸泡杨梅保鲜防腐，触碰食品安全红线、侵害消费者健康权益，事发后当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看似实现了违法主体与监管责任的双重追责，却无法挽回难以估量的产业损失。作为拥有700年种植历史的特色产业，漳州杨梅凭借优良品质形成地域品牌优势，承载着数万农户的生计与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根基，而只是由个别商家引发的这场风暴，却让整个产业口碑崩塌、市场滞销、品牌蒙尘，遭遇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这场得不偿失的治理困境，直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长期存在的核心顽疾：违法成本极低、维权成本极高。这一结构性失衡，正是“药泡杨梅”、过期甚至有毒食品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服务）流通等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屡禁不止、反复上演的制度根源。
从违法端来看，部分商家、企业乃至产业链从业者，深知单次违法处罚金额有限、追责范围狭窄，即便违规被查，罚款、整改的代价远低于违规经营带来的超额利润，侥幸心理滋生，肆意突破食品安全与经营底线。且现行处罚多针对直接涉事主体，难以追溯产业链上下游隐性责任，更无法让违法者吐出长期积累的不当收益。
从维权端来看，普通消费者的维权困境更为突出。消费侵权往往具有损害分散、涉案金额小、取证难度大的特点，消费者买到问题杨梅之类问题食品、假冒伪劣产品或服务，单次损失不过数十数百元，但若要维权，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取证，还要承担沟通、投诉、诉讼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相较于微薄的赔偿预期，高昂的维权成本让绝大多数消费者选择自认倒霉、放弃追责。个体维权的“沉默”，进一步纵容了经营者的违规底气，形成“商家违规获利、消费者被动受损、监管事后补救”的恶性循环，小乱象不断积累，最终演变为信用破产的社会大危机。
反观美国食品安全与消费市场治理，鲜有类似“药泡杨梅”的普遍性、重复性乱象，这并非美国商家更具道德自觉，而是其成熟严苛的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从制度层面彻底扭转了权责失衡格局，构建起“不敢违、不能违”的刚性约束体系。依托《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确立的集体诉讼规则，搭配完善的惩罚性赔偿机制，美国搭建起了一套低成本、强威慑、全覆盖的消费者维权体系，从根源上破解了“维权难、违法贱”的治理困局。
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最核心的突破，是颠覆了传统“一人受损、一人维权、一人获赔”的狭隘追责模式，确立了一人胜诉、全员受益、全域追责的核心规则。在食品、日用品等批量侵权案件中，只要一名消费者主动发起诉讼且胜诉，侵权企业不仅需要向这名维权消费者支付赔偿，更必须对所有购买过该批次、该系列问题产品（服务）的全部、所有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全额退还所有不当收益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则直接击穿了不良商家的盈利逻辑——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带来的超额利润，会在一场集体诉讼中全额吐回，甚至付出数倍代价。在这种制度压力下，任何企业在试图投机取巧时，都必须先掂量一下：一旦出事，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愤怒的消费者，而是成千上万个消费者的集体诉讼和天文数字的惩罚性赔偿。这种威慑力，是任何一家企业都承受不了的。
与此同时，该制度从根本上消解了消费者的维权壁垒。美国集体诉讼无需所有受害消费者逐一参与诉讼、举证维权，只需由代表原告发起诉讼，法院判决结果对所有受害消费者具有统一约束力，彻底解决了个体消费者“举证难、耗时长、收益低”的维权痛点。同时，制度配套完善的激励机制，主动牵头维权的原告可获得额外奖励，专业律师团队可通过胜诉分成获得收益，形成了“消费者主动维权、专业力量助力、司法强力兜底”的良性维权生态，让侵权行为无处遁形。
更具威慑力的是，美国集体诉讼常与惩罚性赔偿深度绑定，司法机关可根据企业违法情节、主观恶意程度、获利规模，判处远超实际损失的高额赔偿，甚至直接裁定企业承担巨额惩罚性赔偿金。对于食品行业恶意违规、漠视公众健康的企业，一场集体诉讼足以让其积累多年的利润清零，甚至面临倾家荡产、破产退市。这种“罚到痛处、罚到破产”的刚性威慑，让所有经营者不敢心存侥幸，从源头杜绝了批量侵权、违规经营的冲动，这也是美国食品市场乱象极少泛滥的关键所在。
回望漳州杨梅产业的悲剧，更能凸显制度补位的紧迫性。此次事件中，真正的治理悖论在于：个别商家的违法，让整个百年产业、无数合规农户为少数人的过错买单。现行治理模式侧重事后行政处罚、干部追责，却缺失了对违法收益的彻底追缴、对群体性消费者损失的全面赔付、对潜在违法行为的前置威慑。处罚流于单点、追责止于表层，无法形成全域震慑，自然难以杜绝同类乱象反复发生。
那么，我国可否参照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法规，彻底根除“药泡杨梅”之类的民生乱象？答案是肯定的，但绝非简单照搬照抄，而是本土化借鉴、适应性重构。美国集体诉讼制度虽威慑力极强，但也存在诉讼泛滥、恶意碰瓷、过度追责等弊端，不符合我国市场治理与司法实践的基本国情。我们需要借鉴的是其核心治理逻辑，而非全盘复刻制度细节。
借鉴其“全覆盖追责、全额追缴收益、高额威慑惩戒”的核心思维，能够补齐我国消保制度的短板。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虽规定了十倍赔偿、行政处罚等条款，但在实操中多适用于个体维权、个案处罚，难以应对批量性、群体性消费侵权行为。引入适配我国国情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可有效破解现有治理痛点：一是逆转成本失衡，将分散的个体维权整合为集体维权，大幅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彻底终结“维权不如放弃”的被动局面；二是抬高违法成本，让违规企业承担全部消费者的损失赔偿，彻底剥夺其违规获利空间，杜绝“小额罚款换巨额利润”的乱象；三是精准守护产业，通过精准追责违法主体，避免“一人违规、全行业买单”的粗放治理困境，既严惩违规行为，又保护合规经营者与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在本土化落地层面，需构建适配我国市场环境的集体维权体系。一方面，细化食品、日用品等民生领域集体诉讼适用规则，明确群体性侵权的认定标准、赔付范围、追责标准，简化普通消费者的举证、维权流程，降低维权门槛；另一方面，完善惩罚性赔偿适用机制，针对恶意违规、反复侵权、危害公众健康的经营行为，提高赔偿与处罚力度，形成刚性威慑；同时，建立差异化追责机制，精准区分违规商户与合规从业者、责任主体与无辜主体，杜绝产业一刀切受损，实现“罚恶不殃善、治乱不毁业”。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消费者权益是市场根基。“药泡杨梅”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别商户的道德缺失、局部监管的疏漏，更是消费维权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市场治理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事后追责、产业止损，而是事前威慑、防患未然。
适度借鉴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先进治理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与市场现状完善消费者集体维权、高额惩戒、全额追责制度，从根本上扭转“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制度困境，才能让所有市场主体敬畏规则、敬畏民生，彻底根除各类消费侵权乱象。唯有以制度刚性筑牢市场底线，既能守护亿万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能为特色产业、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实现市场规范、民生保障、产业振兴的多方共赢。
（作者为本网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