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生气的时候，阿林(化名)想过再次离开家。

21年前，尚不足6岁的他被人从家拐走，经历人情冷暖，才得以重归家庭。激动与喜悦接踵而来，但财产分割等诸多现实问题，一度让他心生去意。不过好在经过磨合，问题得到解决。

随着打拐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被拐家庭在分别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后团聚，时过境迁，如何抚平分别带来的陌生、记恨，以及解决多样的矛盾，避免再一次的伤害，已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寻亲成功之后，我们一般不会急于安排他们见面，而是慢慢地向双方透露彼此的情况，好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在深圳的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好不容易寻亲成功，但在相处中闹翻，以至于形同路人的案例时有发生。

小倩的弟弟在回家陪伴父母半年后，选择继续外出打工。回忆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小倩觉得弟弟对一家人很客气，只是“客气得不像一家人”。

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寻亲中不乏这样的案例，由于与养父母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寻找亲生父母并不积极，甚至不愿意配合去采血。

弟弟的过去是一个敏感话题，一些小问题也会因此而被放大。小倩回忆说，弟弟在家一直使用广东的手机号码，母亲希望他换一个本地的号码，本意只是认为每次打电话都是长途资费很贵。但弟弟却认为，这是母亲想让他断绝与广东的联系，他为此生了气。

在阿花的内心里，对亲生父母仍会有一些陌生。她已经嫁人，有了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父母的生活已没有可能。

喜悦

去年11月，阿林携妻儿在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见到分别21年的亲人。

阿林6岁时被拐卖。他成长于广东揭阳，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买来的儿子。他记得与养父母初次见面时，养父母让他叫他们爸妈，他不叫就被他们打骂。

阿林和养父母关系并不亲密。他在19岁时离家到深圳打工，有了独立的生活，开始寻找亲生父母。2014年，阿林有了自己的孩子，找父母的愿望更加强烈。

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寻家的孩子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有的人是一时心血来潮到网站登记信息，随后长时间失联不愿意配合其他工作。有的人会很犹豫，害怕寻亲行为会伤害到养父母，担心既寻不到亲生父母也失去了养父母的信任，影响到养父母财产的分割。一些人希望等到养父母去世之后，再来寻找亲生父母。但志愿者总是劝说，如果不早一点，亲生父母也有可能过世。

云谷曾亲历的一个案例，一个被拐孩子通过公安部打拐D N A库找到家庭，但此时他因为刑事犯罪正在服刑，出狱时，母亲已经去世。母亲至死都未能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子，留下永远的遗憾。

云谷说，寻家的孩子当中，像阿林这样经济独立，尤其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强烈地想要找回父母的则特别多。

2015年4月，阿林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指引下，到深圳刑侦局采集了血样。警方提取D N A上传到公安部打拐D N A库，比对并没有结果。

巧合的是，同年的7月份，在云南安宁一个农村，潘家人从央视寻亲节目中，知道在公安机关采集血样有助于寻亲，他们这才到云南当地警方采集了血样。

实际上，潘家丢失孩子是在1994年6月。一个从外面来到村里种植食用菌的男人，拐走了潘家母子俩，潘母智力存在一定缺陷。

潘家当时还有一个大儿子，潘父此后开始四处寻亲。在多个寻亲者的经历中，寻亲意味着四处打听消息，甚至要依靠算命先生的指引，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倾其所有，宁可跑空也不愿意错失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潘母大约在一年后找到家，但是她与小儿子早已失散。此后的多年里，潘父变卖财产，多次到广东寻找，但一无所获。

21年之后，双方近乎同时采集血样的行为，终于让他们的D N A信息在公安部打拐D N A库中相遇，成功锁定对方。

深圳警方安排了他们的会面。昔日黄毛小儿阿林已是27岁的青年，哥哥比他大两岁，看上去比他苍老。而阿林的父亲也已72岁高龄。

一媒体见证了这次会面，阿林和父亲还有哥哥抱头痛哭。在他们会面之前，阿林的父亲在云南老家还专门摆酒，请亲戚朋友们一起吃饭，庆祝小儿子失而复得。他们的喜悦与激动溢于言表。

媒体很快离开，双方都擦干眼泪。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以后怎么办?

烦恼

阿林有两个户口。一个是在云南老家的，虽被拐多年，但仍得以保留。另一个则是在揭阳的养父母家。他有一定的选择权，决定究竟是保留哪一个户口。

阿林的养家经济条件一般，他和养家关系并不亲密，他甚至有些厌倦在养家的生活，在那里他没有感受到什么亲情。

在阿林的回忆中，养家亲友间多的是勾心斗角，养父这一辈兄弟之间为了分割财产，几度撕破脸皮，大吵大闹。后来表面上虽有所缓和，但是私底下仍不平静。

亲生父母这边经济状况同样堪忧。潘父多年之间都在四处奔走寻子，无心经营生活。如今已是70多岁高龄，家境贫寒。他们和大儿子居住在一间已经开裂的房子里，可谓家徒四壁。

深圳刑侦局三大队副大队长温妙洋也记得这个家庭非常贫困，甚至连他们从云南来深圳认亲的机票都是由警方来解决的。

阿林在深圳认亲之后不久，就回了一趟云南老家。他的感觉不错，亲生的父母仍记得小儿子的很多事情。

这里还有很多友善的亲友邻居。阿林并不认识这些人，但他们可都认得阿林，见面会和他打招呼聊聊天。这样的友善是阿林在揭阳从没有遇到过的。

除此之外，阿林认为云南当地的交通便利程度要超过他在揭阳的养家，况且父母加起来每个月有1000元左右来自政府发放的收入，足够父母的生活，他也没有太大的赡养老人压力。

他选择了保留云南的户口，还决定在这里盖一座房子，有了安家落户的意思。不过，这很快遭到阻挠。

阻挠是有征兆的。阿林的回忆中，在深圳见面时，哥哥的岳父就拉着他说，这一次和他见面后，他们马上要回云南，还希望他继续留在广东。

当时阿林不明就里，后来才明白过来，他如果回云南，必然要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家徒四壁，但还有田地。

阿林现在认为，哥哥与嫂子都很朴实，但是哥哥的岳父对他的回家想法很多，有挑拨之意。

总之哥哥一方曾反对他建房，包括提出给一点钱，让他们去县城里买房。阿林找到了村委，还有父亲一方有威望的老人出面，显然儿子在自家建房天经地义，阿林的哥哥无法阻止。

阿林安家落户已无可阻挡，哥哥进而又引出权利与义务的问题，希望得到明确。权利是地块的分割，义务则是对父母的赡养。

阿林说，哥哥希望他少分一些地，多承担一些赡养责任，甚至在协议中要约定由他承担70%的责任。而原因主要是认为他被拐多年，对家庭的贡献比较少，况且经济能力也比哥哥要强。

但阿林认为这明显不公平，亲生父母对他的养育不过6年，“为何要我承担这么多赡养责任?”阿林说。

问题都很现实，双方也有过赌气。阿林说，哥哥在生气的时候更是要父母将他赶出去，并说阿林不会给父母养老送终。阿林为此忿忿不平，“我爸说要一碗水端平，不帮我说话，矛盾一直处理不了。”

后来阿林做了一些让步，少分了100平方米的土地。至于赡养老人，他认为无法在字面上确定责任划分，应该按照个人的实际情况来承担赡养责任。

兄弟俩达成了一致，决定把老房子推倒，各自建一栋房子，各自为父母留一间房，任由他们居住。

阿林说，兄弟俩现在保持融洽的关系。他正在申请建房手续，预计在年内就能把新房建起来。

现在，阿林会去参加村民集体大会，参加村内的选举投票，和友善的邻居招呼。他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回家的幸福。

“客气”

与阿林回归不同，小倩的弟弟在回家陪伴父母半年后，选择继续外出打工。回忆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小倩觉得弟弟对一家人很客气，只是“客气得不像一家人”。

小倩的弟弟于1991年4岁时在贵州被拐走。作案的是爸爸下属的一个工人。小倩家当时有三个孩子，弟弟是最小的，且是唯一的儿子，父亲为此伤透了心。

在小倩的记忆中，当时家中条件很好，盖了新房买了彩电，是整条街最早买彩电的，邻居都很是羡慕。但父亲非常重男轻女，儿子被拐后，总觉得做生意没了奔头，四处寻找儿子。

最初的寻找都是疯狂的。“经常得到一点线索，就包车去找，一次花上万的钱。”小倩说，家庭为此欠了很多钱，甚至被人上门追债。

多年的寻找一无所获，直到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小倩的弟弟被查出系拐卖，并确认亲生父母。

那一年，广州警方安排认亲。双方都回忆过这一次相认的经历，在民警的协调下，小倩的父母和弟弟的养父母同桌吃饭，但意外出现，小倩的弟弟拒绝承认亲生父母，赌气逃跑。家人遍寻不得，在广州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最终失望而归。

这一别又是10多年。去年6月左右，小倩和弟弟差不多同时在宝贝回家上发帖寻亲，此后通过采集血样提取D N A上传公安部打拐D N A库，再度确认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去年8月，小倩一家和弟弟在央视《等着我》节目中相见。在节目中，小倩的弟弟回忆当时逃跑，是因为养父母在那段时间哭得很伤心，再加上见到亲生父母时感到特别陌生，这才一跑了之。他为此向家人道歉。

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寻亲中不乏这样的案例，由于与养父母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寻找亲生父母并不积极，甚至不愿意配合去采血。

相处

此番再度重逢，小倩的父母希望能把这个儿子留在身边。一家人在北京重聚后，弟弟就跟着他们直接回到贵州，一起生活。

小倩一家对弟弟的过去了解不多，但看得出来并不如意。他已近30岁，到贵州时连一点行李都没有，懂得一些水电工程的技术。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只在偶尔醉意浓重的时候，才说一些以前的事，养家中有其他孩子，他童年在繁重的家务活中度过。

为了留住他，一家人尽一切所能解决所有问题。小倩家中有几套房子，父母提出一套给他，算是解决了房子的问题。小倩还为弟弟介绍在一个公司做水电工程，母亲四处张罗着介绍女朋友给他。

一切像是进入正轨，弟弟在公司开始上班，还和一个女孩子谈起恋爱。父母希望他能稳定下来，如果恋爱合适，就该定个日子结婚生子了。

日常的相处中，双方还是有些小心翼翼，毕竟分别多年，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小倩的弟弟被拐走七年后，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

小弟从小被宠着长大，小倩担心小弟接纳不了哥哥，把他接到内蒙古生活。在要给哥哥分房子的问题上，家人也征求过小弟的意见。

小倩安排小弟在内蒙古学车考驾照。由于担心大的弟弟会认为他们偏爱小弟，作为一种平衡，一家人又安排大的弟弟在贵州也去学车考驾照。

弟弟的过去是一个敏感话题，一些小问题也会因此而被放大。小倩回忆说，弟弟在家一直使用广东的手机号码，母亲希望他换一个本地的号码，本意只是认为每次打电话都是长途资费很贵。但弟弟却认为，这是母亲想让他断绝与广东的联系，他为此生了气。

小倩居中调和，给弟弟寄回一部双卡双待的手机，让他保留广东的号码也办一个本地号码。不过，弟弟嘴上答应得爽快，但是至今也没有办一个本地的号码。

家中只有父亲固执地认为，儿子就是儿子，分别再久也是自己的儿子，他会直接斥责儿子的毛病，这包括不洗澡不洗脚就上床睡觉、不叠被子，还有睡懒觉睡到中午。

母亲极力护着失而复得的儿子，与父亲发生争吵，甚至提出要离婚和儿子单过，为儿子争取为所欲为的权利。父亲最后只能以一句“你就惯着吧”作为结尾。

但母亲也有不能忍受的时候。有一回弟弟曾借着酒意说，要把养母接到贵州来生活，不然就要马上离开贵州回广州。弟弟第二天曾为此道歉，称只是酒后失言。但母亲为此感觉伤心，觉得再怎么对他好，他还是念着养家，让她觉得隔着心。

6个月后，今年的3月，弟弟提出回广州打工。早前，工作因为进入淡季，工资收入从头一个月的4000元跌到2000元，弟弟辞职，开始了有一搭没一搭的接零活。恋爱也进展不顺，以分手告终。

家人虽然不舍，但不敢不让步。他从来不曾断掉与广东的联系，每天都会用家人听不懂的方言与广东的朋友通电话。

南都记者联系了小倩的弟弟，他说你问我姐吧。他看上去不愿意多说，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回电，然后匆匆挂断电话。

此前，他每个月都要给养母寄1500元钱，哪怕收入不多可能要靠亲生父母补贴时都未曾断过。再回广州打工后，他提出会按月给生母也每月寄回1500块钱。

在小倩的印象中，弟弟与父母家人沟通时，态度客气，他嘴巴甜，与母亲关系亲密，也积极改正父亲指出的问题。看上去，他也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养家与亲生父母家之间的平衡。

陌生

阿花认亲已经两年多，不过与亲生父母的陌生感并未消除。

2013年12月30日，被拐26年后，阿花(化名)在中山见到亲生父母。如今两年过去了，阿花与亲生父母这边往来甚至要比养家更为亲密，但她还是觉得，如果不长期住在一起，陌生感难以消除。

阿花的寻亲之旅充满着偶然与巧合。最早是阿花的丈夫于2012年3月到宝贝回家网站登记寻亲，并在同年4月到警方处采集了血样。

除了等待警方的查找之外，阿花还在志愿者的引导之下，记起被拐前学会的白话儿歌，里面有荔枝龙眼等字样。她的养家还保留一条她被拐时穿的小裙子，裙子上面绣了一只小公鸡，这种款式在国内并不多见。这条裙子也被志愿者拿来分析，以确认她的被拐地。

但是寻亲之事一直毫无进展。阿花又寻求媒体帮助，珠江频道在2013年12月24日播出了一条阿花寻亲的节目。此时距离阿花寻亲已接近两年，家人音讯全无。

然而就是这一期节目，机缘巧合，竟被阿花的大姐看到。她从阿花描述的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中，捕捉到很多熟悉的细节，辨认出阿花有可能正是26年前被拐走的妹妹。

阿花的大姐夫调出视频节目，播给阿花的父亲看。阿花的父亲一看身影就确认，这就是女儿。就这样分别26年后，他们通过一档电视节目，终于相认。

阿花与老公现在深圳工作和生活。阿花的老公告诉南都记者，认亲两年多以来，他们和老婆亲生父母这边联系比较多，老婆的兄弟经常往深圳寄特产，那边亲戚有喜事的时候，他们一家也会去走动。“和亲生父母这边走得更近了，和养父母那边反而要淡一点了。”阿花的老公说。

但在阿花的内心里，对亲生父母仍会有一些陌生。她已经嫁人，有了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父母的生活已没有可能。

对阿花来说，寻亲最大的意义在于，她终于知道是从哪里来，终于知道自己的生日，解开了谜团。

志愿者云谷说，寻亲之后难以融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甚至从语言到饮食习惯都不再相同。志愿者尽量在前期做好劝说工作，劝说父母不要对孩子抱有太大的期望，孩子与他们记忆中的模样有可能相去甚远，一些甚至已经带了一身的坏毛病。对寻家的孩子，他们劝说他们不要有压力，即便找到了亲生父母，仍然有选择是不是与他们在一起的权利。

在云谷看来，寻亲最大的意义应该是让双方知道彼此都好，无须费事耗力去寻找，不要抱憾终生。

广州市薇薇安心理咨询公司资深心理咨询师、家庭治疗师舒琴分析道：孩子被拐，对孩子与父母都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这样的家庭相处过程中要接纳差异，不能急于求成，要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一些被拐卖时间较长的孩子已经与养父母家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情感，孩子要与原生家庭父母重新建立亲密关系初期内心会有冲突，回到原生家庭后，与原生父母会有距离感，原生父母也会有相应的失落感。

舒琴认为，最好能有专业的机构或专业人员帮助，进行心理创伤的治疗或家庭治疗，学习如何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