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关于高考(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有一个“四当五落”(よんとうごらく)的有趣说法，成为典型的数字构词式流行语。四当五落这一说法，是日本考生拼命复习的生动写照。简单来讲，所谓四当五落就是：假设考生每天睡四小时(四)，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当)，每天睡五小时的话(五)，就会名落孙山(落)。到底是“当”与“落”，取决于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并非一锤定音，实行“二次考试制度”。其高考称为“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又名“全国共同学力第一次考试”，于每年1月举行。考生想要进入大学，根据各个学校的规定时间，大致在二月中旬到三月底，还要参加大学自行组织的考试，须顺利闯关多次，才能“柳暗花明”。考试门类繁多，学生疲于应对，如日媒所说，几如“考试地狱”。那么，就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日本高考制度的流变。
战后日本高考制度的调整
作为最重要的考试制度，日本的高考制度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自二战后，历经多次调整与改动。大致有一个线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确定了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共学以及禁止公立学校从事宗教活动等理念。同时，引进美国的考试制度，文部省的国立教育研究所仿照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考试体系，实行统一的“升学适应性检查”。1949年又试行了“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规程”，以考查学生的智能与学力。考试重点在于检验学生运用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题型多采用应用题，践行“经验主义”教育理论。高中生为了上大学，必须参加分别由文部省和大学组织实施的两种考试，负担沉重，再加上大学方面更看重各自的入学考试，而不重视“升学适应性检查”，“升学适应性检查”流于形式。鉴于此，文部省1955年停止了这一考试制度。
第二阶段。1955年之后，日本许多公立大学采取多种模式招生，比如举办入学考试、推荐入学、依据高中“调查书”面试录取等。到了1960年代，盛行“能力优先”的培养观。1963年，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建议，文部省委托“财团法人能力开发研究所”研究并实施统一的大学入学测验，简称“能研测试”，其模式为学历考试+ 升学适应性考试+ 职业适应性考试。由于这一测验不符合当时的教学实际，造成高中“调查书”的失语和一次考试定型等弊病，一开始就广受批评，公立、私立及职业院校持观望态度，60年代的学潮也成为矛头所指，因此文部省于1969年停止了该测验的实施。
第三阶段。日本进入“共通一次考试”模式。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立、公立大学以自主招生为主。1977 年日本政府修订《国立学校设置法》，正式成立了国立大学统一考试的实施机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并试点推广。1979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共通第一次学力考试”，即“第一次考试”。在政府推进下，从1979 年开始，以去掉考试的难题、怪题为目标实施。同时各个大学又单独实行自主考试——“二次試験”，一般称为“足切り”，即“第二次考试”。大学根据考生的成绩，参考学生所在高中校长的“学生鉴定书”、“身体检查表”，择优录取。
第四阶段。随着“二次考试”制度的运行，也出现了种种弊端。如“第一次考试”科目一律为五科，考生如果放弃一科，将会失去第二次考试的资格。这导致各大学过分依赖该考试，第一次成绩成为新生录取的前提，基本按总分进行选拔，使得大学间出现了明显的序列化倾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考试制度上的衔接，1985年，文部省成立了“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协议会”，1986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中，提出了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基本目标，鼓励“国际化、信息化、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等发展模式。从1990年起，日本用“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大学入試セ ン ター試験)代替了原来的“第一次考试”。1991年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条例，基本规范了上述决策。考生选择相对多样化，可以考一科至六科(最多六科)，分别为国语、地理·历史、公民、理科、数学、外语，各年会有所调整。各大学自主决定利用该考试的学科、科目及分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性化和特色化，避免了前述弊端。
为实现“分割分离式”选拔，各个高校亦脱去了诸多“硬性规定”，可以自行组织“第二次考试”，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个别学历检查、以小论文检测、面试检测和听力检测为中心的综合能力检查、针对职业高中和综合学科毕业生为对象的选拔考试和AO 考试( Admissions office) 。兴起于美国的AO型入试，在日本发展很快，有选拔型、对话型、体验型三种模式，倍受青睐。
当下，日本考试制度改革出现新动向，可能走向第五阶段，即“达成度考试”与“发展级别考试”模式。2013 年，“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向首相提交了新一轮改革议案，下一步将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中央教育审议会讨论具体实施方案，或会逐步取代“中心考试”。
需要强调的是，与国立、公立学校相比，私立院校情况更为复杂。与正式考试相比，推荐、保送、特长选拔等方式亦趋于多向。总体来说，制度及理念的变革是迂回曲折的，由高等教育精英化逐步转为大众化-普及化理念。概言之，前两个阶段基本是“一元多线”，是在统一考试的基调下，部分鼓励多样化模式。而后两个阶段，逐步走向“多元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考试模式趋于稳定。以私立院校招生为参考系，国、公立-私立院校之间也存在相对多轨的考试模式。这一变动线索，不仅是考试制度改革的总体走向，也是日本逐渐脱离美国“影子”，寻找更加本土化、合理化、规范化考试模式的过程。
学历崇拜与全入学时代
现代性教育理念，鼓励个性与创新。在当今日本，即使制度上诸多调整，情况似乎也没有那么乐观，应试教育的特点依旧比较突出。高考之付出，莫如“四当五落”之累，这在日本几乎是不成文的学习传统，足以看出“高考党”的辛苦程度。平心而论，这种现象是符合投入—回报的一般性规律的——对个体来说，假设想进名牌大学，就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和学习。而与此相应的社交、旅游、娱乐、兼职、恋爱等活动，在时间上就不得不进行某种削减。
也正因于此，高考作为日本的一种热点社会现象，频频出现在日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以日本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动漫为例，大量动漫都以准备高考的考生或多次落榜的“浪人”为主角，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类人体现出来了“失意”又“不甘命运”的双重特质，是情节设定的“天然”佳材。而另一个因高考而兴起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在日本福冈拥有自己的神社——天满宫，是日本许多学子考前必然会去参拜的热门神社。而学问之神也是目前日本社神体系内五福神之一，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福禄寿”三星的地位，高考在日本的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全入学时代”与学历崇拜之间的矛盾，不是制度悖论，而是现实的产物。考生集中报考名牌大学，“四当五落”也就不足为奇。日本大学体系分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公立大学数量少，私立大学的数量约占大学总数的80%，75%左右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私立大学。在当下日本社会，所谓“大学全入时代”，是指考生考上一所普通公立大学或民办院校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考上名牌大学，仍要面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残酷竞争。
自90年代起，私立大学的数量激增，大学的容纳能力从1992年的58.9%增加到2006年的87.3%，而与此同时的是，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据文部省资料统计，日本四年制大学和短期学校的容纳能力几乎接近100%，也就意味着招生人数和报考人数持平。从这个层次上看，日本似乎进入了“全入学时代”，考试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
据日本高等教育局2009年《大学资料》统计，国立大学“入学中心考试”需要考六科占78%，考五科占97%，想要步入国立重点大学，不是易事。日本的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入学考试，都要求必须参加中心考试，考试达到分数线才有机会参加各个学校的二次自主考试。六个学科各自包含若干个科目，如理科包括：理科综合A、理科综合，B、物理、化学、生物、地学;数学包括数学1 、数学1 ・数学A、数学2 、数学2・数学B、工业数理、本记、情报关系基础等，总计31门。日本高考科目设置同中国高考相类似，语数英三门科目为固定科目，文科和理科可根据考生自身情况任选两门。题目以论述为主，“中心考试”大题居多。2012年，在其汉文考题中，以《左传》中“晏子对齐侯问”为题，让考生试论述国家政治中的“和”与“同”的区别，极具深度。借此窥一斑而见全豹，其试题风格与考量模式，基本都是考验学生是否拥有结合所有知识的构造能力。
对学子来说，高考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应届高中毕业生学习任务异常繁重。为了应对“足きり”(第二次考试)，考生除了完成正常的高中课程之外，还要参加各种类型的补习班。与统考相比，各个大学的“第二次考试”内容更灵活，甚至与“第一次考试”大相径庭，而每个考生根据“第一次考试”成绩，只能填报一所大学作为志愿。许多国立、公立大学“第二次考试”录取比例基本固定为3：1，造成了大量考生的结构性落榜。因此，“二次考试”实际是一次筛选与淘汰机制。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素有崇尚名校之风，学历主义盛行，除了考上名牌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能“长脸”、“光宗耀祖”之外，老牌或名牌大学的竞争激烈且残酷，最重要原因是——与私立大学相比，国立和公立大学的收费相对低廉，且有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在选择上更加经济实惠，所以学子们千方百计，参加各类补习机构，力求考入名牌大学。报考人数众多，竞争残酷，为实现筛选与分层，各个学校自主考试偏、怪、难题盛行，考场类似“应试地狱”。考试虽非“一锤定音”，但由于日本社会对学历和名校的推崇，却是“一卷定终生”，甚至出现“高分低能”现象。
复读生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考题偏颇而某些考生执念于名牌学校，落榜就可以想见，高考和考研落榜生是一个特殊且尴尬的社会群体。在中国，他们也叫复读生。假设选择继续报考，也会被称作“二战”、“三战”，依此类推。在日本，这类人被称为“浪人”。据悉，之所以被称为“浪人”，并非雅称，是因为这部分人没有出去参加工作，专心致志地参加各种补习班或者自学，准备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多多少少和过去日本社会中没有固定职业，专心练剑、锲而不舍的“浪人”有相通之处，故得此名。
复读的代价是高昂的，“浪”字易写，内中称谓却颇有辛酸与失落之意。在日本，参加补习班蔚为风气，可达七成以上。这部分人中，不去补习班，在家自学的叫“宅浪”(在宅学习)，一次高考失利的称“一浪”，二次失利称“二浪”，一些考生屡败屡战，心有不甘，三次以上统称“多浪”。而其中不满于现在就读的大学而要选择重读，报考其它大学的则被称为“假面浪人”(仮面浪人，かめんろうにん)。但“一流大学”有相对固定的招生规模和偏好。日本的大学虽然很多，升学率每年也都在50%以上，但能够顺利升入自己理想学校的不到30%，所以“假面浪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考上“好大学”的群体中，也有不少“浪人”。由此看来，“四当五落”之说并非谬谈。也正因考试艰难，替考、夹带、小抄等“作弊”现象亦屡禁不止，所谓的作弊神器产业化，成为考场的治理难题。
即使是学霸、尖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由于估分不准、分数线起落等各类原因，“滑档”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成绩很高而只是报考失误的考生。这类“滑档”考生，或者选择补录，报考一所“稍次”的院校，留下遗憾。或者选择“二战”重读，即“假面浪人”或“二浪、多浪”，以期来年能够进入一所心仪的大学，不负所学所付出——但其中的落差与艰辛可想而知。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高考和考研作为一件“大事”，在个体的民俗行为上亦是“春风化雨”。为求取得好成绩，学生们不仅在学习上要“四当”，家长也善于做“助攻”，防止自己孩子“名落孙山或更在孙山外”。他们热衷于拜庙求神，其中上文提到供奉“学问之神”的天满宫最受欢迎。每年高考前后，日本各地的天满宫都挤满了高考、考研考生及家长们，而这些寺庙也会在趁机推出各种“祈福套餐”，预求“金榜题名”，有的还会适当收费。还有一些报道说，参加高考的日本考生大都喜欢身穿黑色衣服，监考老师也多穿深色衣服。之所以如此，用意非浅。听说是因为日本人认为，考试当天如果穿着太花哨，会被认为是心虚、没信心的一种表现。不得不说，信仰与宗教的世俗，便是日常生活所需。不过将考试顺利与否求诸“神佛”，在中国一些地方也颇为盛行。
有差别的是，在日本，“研究生”指的是正式攻读硕士和博士之前的准备阶段，而真正进入硕士阶段后，称为“大学院生”，亦即中国所说“研究生”。中国大学内普遍设置的“研究生院”在日本称为“大学生院”。日本的“大学院生”考试并非全国统一性的考试，学生的录取与否并不取决于学校或某考试机构，而取决于该考生报考的导师。一般情况下，考生会先向导师递交“推荐信”和“研究计划”，等到导师同意后可以参加笔试或面试。日本的考研状况，近些年相对冷遇。这与日本的就业情况密切相关，日本职场盛行“年功序列”，若不是推荐、保送或无时间空隔入学，在找工作时不具备太大优势。如由中村义洋导演的著名电影《预告犯》，便与毕业生空窗期导致求职不利的社会现状颇有关联。
选拔机制再优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为制度的高考选拔，同时也作为社会问题而纠结存在。人才择取与选拔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问题，与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四当五落”是现实制度与个人选择夹杂结合的产物。其实，在人口数量较多、考风浓厚的国家，教育不仅作为全民素质提高的方式，还能作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内在因素，这种模式不失为一种必然的优化选择。
在现代日本，学历仍会直接影响到其职业的好坏、级别、薪水高低和多元选择。以能力作为比较标杆，学位的高位往往是品位性的，是职场的主要评价尺度。在当下韩国社会，也有了“四当五落”这一说法。其实，中国许多学子为了考试深夜拼搏，也应了“四五”之说。制度鸿沟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弥合，逐步成了社会问题。职位性的晋升与学位结合起来，形成对考试制度的实效反应。
在当今日本，伴随着出生率下降，少子化现象加重，而私立大学“林立”，加之日本社会崇尚学历，强烈的名牌大学“执念”，考生群体“四当”者多，供需失衡，私立院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招生危机，进入“淘汰时代”，濒临倒闭。近年来，日本政府对考试和招生制度进行了包括“达成度考试”等的一系列改革，以适应经济及社会情况的变化，力求机会均等、选择多元，避免出现“入学地狱”或“考试战争”等积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