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宪忏悔时貌似诚恳，实则不着边际。他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道德问题”，可见其法治意识之贫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6月初，湖南省纪委的微信公众号“三湘风纪”，公布了一段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庭审时的画面，法庭上昔日的书记痛哭流涕，不过，与此前大多数落马官员的反省不同，陈明宪的“忏悔”显得颇有特色和个性。他分析自己“贪名、贪权、贪色”，却又把责任都推到比他小31岁、和他结婚时只有25岁的老婆身上，因为“老婆年轻又漂亮”，于是“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不是法律问题，是道德问题”。说到65岁的他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需要看育、教养，这位原书记竟也大恸而至泪崩，他希望法庭能从宽从轻发落，让他能重获自由，重新做人。当然，这种避重就轻式的忏悔，并没有给他带来法律上的轻判，据报道，法庭经审理后，认定其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其依法判处死缓。

陈明宪尽管忏悔时貌似诚恳，实则不着边际。他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道德问题”，是一个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可见其法治意识之贫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从判决书及相关的报道来看，陈明宪的贪腐方式属于近几年被打“老虎”或被拍“苍蝇”的一般套路。而且落马的贪官们在犯罪的本源上也都是一样的，一方面是个人的贪婪且对权力缺乏必要的敬畏，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以至于他们当了一把手后，一呼百应，呼风唤雨。

陈明宪虽然最终因犯罪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其源头倒也可以追溯到他不能洁身自守的“道德”问题。他所说的“贪名、贪权、贪色”的“贪”，道出了人类的共同本性，那就是一旦制度的约束乏力及个人自律之心薄弱时，人性中对物欲的贪婪就会蠢蠢欲动，伺机而出。而这种现象自古皆然，在古代的许多官箴书中，对此都早有警示。

汪辉祖是乾隆年间的江南名幕，在江浙地区佐理州县幕府长达三十四年，是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与法律专家。后入仕为官，历任湖南宁远知县、道州知府，政绩斐然，被人称为“湖南第一好官”，是声名远扬的清官良吏。归里后，以读书著述自娱而终。

汪辉祖在他的著作中谈到，无论是为幕还是为官，都要“立品”与“守身”，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在其幕学作品《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药言》中，汪辉祖认为幕友也要像传统的儒士一样，重视修身持家。不仅自己要安于清贫，洁身独立，堂堂正正做人，还要能约束眷属“相率于俭”，如此才能不受情势牵绊。由于幕友主要处理的是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佐治时不能违背良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幕友平时就要“勿过受主人情”。因为“平日过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时却情不得。岁脩无论多寡，饩廪称事，总是分所应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办非分之事。”汪辉祖所说的非分之“情”，其实就是幕友从主人那里所得到的分外馈赠。收取他人非分之财，即须为他人做分外之事。汪辉祖所说的这一“为幕之道”，又何尝不是“为官之道”呢。如今许多像陈明宪这样的官员，收受了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贿赂，接受了非分之财，必然也须为对方为非分非法之事，正所谓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东窗事发之日，又如何能怪别人呢。

陈明宪之流的“大老虎”落马之后，大多会讲一讲自己贪腐的“心路历程”，比较普遍的是在收受第一笔“小钱”时，多少也会忐忑不安，慢慢地胆子就会越来越大，竟至于最终发展为主动索贿。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对此早有“提醒”。他认为官吏的贪墨，在于自己的不能节俭，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必将导致其贪，“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事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下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尽归人，害独归己，败以身徇，不败亦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故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而且“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官员的贪贿从最初在可取不可取之间权衡，认为“伤廉事小”，一旦收受第一笔钱财后，很快即进入贪腐的“快车道”，数额也会越来越大，在防范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侥幸心理又会促其欲罢不能，从“偶然”、“常然”、“习为固然”到“忘其所以然”，几成所有贪腐官员不变的轨迹。

掌握公权力之人，其“职分”本来在于维护和增进公益，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行使权力时尤不应忘其“公仆”的初心。而像陈明宪这样的官吏，当大权在握时，将自己管理和分配的公共产品，当作私产而率性且任性地处置，最终在自食其果的同时，也给公共利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是故，为官之人若能谨守“不为非分之财而为非分之事”的准则，则为个人家庭之福，也乃万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