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巴基斯坦裔英国人沙迪克汗宣誓就任伦敦市长，创造两项纪录：第一位少数族裔公民担任英国首都行政首长，第一位穆斯林移民掌管欧洲重要都城。部分媒体就此喧嚣不已，大谈欧洲“伊斯兰化”的现实与未来。这种现象折射出欧洲复杂的世态人心，也令人担忧沙迪克汗式的文明融合新样板能否成为一种新常态。

860万人口的伦敦穆斯林只有100万，如果单纯以族裔划线，穆斯林沙迪克汗无论如何都得靠边站。然而，伦敦市民以平和与理性选择了各方面都表现优异的这位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说明伦敦乃至英国社会的包容与开放相当成熟，任人唯贤，不以出身论英雄，不以族群定高下。沙迪克汗当选后的民调显示，55%的伦敦市民不介意其出身与信仰，这在白人和基督教信众为主体的社会不同寻常，在欧洲陷入“伊斯兰恐惧症”集体恐慌的当下也难能可贵。

当然，沙迪克汗本人是一位成功融入英国主流文化的外来少数族裔，虽然他是虔诚的穆斯林，但支持同性恋婚姻，仅此一点就表明他并非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人道情怀并认同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家，也是坚持中间路线并能兼收并蓄的温和主义者。沙迪克汗也许不受欧洲排外势力和本教保守人士的欢迎，但他获得多数伦敦市民认可，预示着欧洲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新希望。

在极右势力抬头，中东难民潮剧烈荡涤和恐怖主义袭击频繁的欧洲，沙迪克汗胜出具有标杆价值和积极意义，也足以促使人们思考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和扩展的世界，不同文明、族裔和信仰该如何和平共处，水乳交融。作为穆斯林移民在欧洲“鲤鱼跳龙门”，沙迪克汗现象堪称凤毛麟角，但放眼世界，其正面示范作用不亚于2009年奥巴马石破天惊地当选美国总统。

文明冲突是欧洲历史与现实的持久话题，也构成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对话与交流的主旋律。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的希波战争，就被西方话语体系标签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对决。7世纪勃兴的阿拉伯帝国扩张，11世纪肇始的200年“十字军东征”，及其随后的奥斯曼帝国崛起和君士坦丁堡陷落，更被视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相互征服。

以16世纪大航海运动为起点，欧洲开启全球化进程，并将世界带入殖民时代，欧洲与东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博弈进入长达500多年的“西强东弱”平台期，加剧了伊斯兰腹地特别是中东和南亚等前欧洲殖民地的动荡、战乱和失败。这个过程又伴随着欧洲吸纳大量伊斯兰廉价劳力，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穆斯林人口，也为欧洲“伊斯兰化”担忧提供了现实理由。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达到4400万，占总人口6%，其中1900万人生活在欧盟内部，约占其人口3.8%。相关预测还表明，210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将达到25%。

受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和白人文化优越论及穆斯林移民自身问题的影响，近年欧洲舆论对穆斯林人群形成较为负面的看法，指责他们“对异质文化价值和习俗缺乏包容”、“不愿融入主流社会”以及“比其他宗教更倾向鼓动暴力”等等。极端伊斯兰组织及个人恐怖袭击的频发，以及穆斯林难民涌入带来的各种新困扰，更强化了这种负面印象，进而并发为“伊斯兰恐惧症”，担心欧洲终将不再是欧洲人的欧洲，基督教文明迟早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

近现代欧洲一直以人类进步样板和导师自居，高扬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大旗，并以各种软硬实力向全球推广价值观。但是，人类毕竟是有局限的，再发达的国度与社会也都难以摆脱族群、信仰、观念和传统的束缚。妇女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并不总能分享平等的阳光。西方每次选举来自弱势群体的竞争者总能引起喧哗，招来不必要的担忧甚至百般挑剔，而基于种族和信仰差异的非议尤其突出和严峻，都表明人类进步知易行难。

如果说，奥巴马顺利当选成功演绎了美国梦，推动美国种族平权的进步，但并不代表美国已圆满解决黑白族裔间由来已久的隔阂与摩擦。沙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也是巨大进步，成功讲述少数族裔靠自身努力获得英国主流社会认可与欣赏的政治童话，但这也不表明英国及整个欧洲多元文化已产生普遍的良性化学反应。相反，其现实和前景都要比美国复杂和困难得多，需要从两个向度做持续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