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万科之战”的焦点，已从“宝万之争”过渡到“华万之争”。而不论对手如何变化，对于王石而言，都是控制权之争。
6月17日，万科召开董事会，讨论引入深圳地铁的议案，最终该议案以7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
不管“投资比例”最终如何定性，也不管最终万科能否成功引入深圳地铁，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力挺王石多年的华润一反常态不再配合，显然会令王石有情义之亏。而最新爆出的万科部分高管大量出售、甚至清空股权(停牌前)，则更令王石有“底盘松动”之感。
所有的这一切，对有“地产教父”之称、英难主义情绪深厚的王石而言，均可能是比最终利益得失更为严重的心理打击。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万科之战”的焦点，已从“宝万之争”过渡到“华万之争”。而不论对手如何变化，对于王石而言，都是控制权之争。
聚焦企业的控制权之争，实质无非有两种：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之争，二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对于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其最终结果的考量无非是，谁能拥有更多的股权；而对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在经理人较为强势(包括能力、团队、性格等)这一必要前提下，还需要一个充分前提，那就是股东越分散对经理人越有利。
理解了王石竭力抵御“野蛮人”的核心原由，我们就能明白，王石为什么要竭力引入深圳地铁。
首先，深圳地铁具有国资背景，相比于民资或外资，国资天然存在“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无论作为财务投资者，还是作为产业投资者，相比于民资和外资，他们对管理层的干涉均要少许多；其次，深圳地铁参股、但不绝对控股(20 .65%)，这一入股比例，使得即使深圳地铁作为第一大股东，也依然不享有“一票否决权”(万科章程规定，重大决策须超过2/3的董事同意)———虽然股份比例并不完全等同于投票权，但这毕竟是不确定的风险；还有，主营业务必须是非房地产，因为，伴随着最近几年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的国资企业，已经进入高速扩张期，今年的“央企地王”现象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选择主营业务是房地产的国资企业，毫无疑问，也会逐渐收紧对万科的控制权。
而放眼全国范围，符合上述三大要素、又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起码在万科大本营的深圳，除了深圳地铁，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合适的结盟对象。
但是，有一点，我们依然要追问，即使王石能在“华万之争”中最终获胜、万科最终成功引入深圳地铁，王石的绝地反击就能如愿以偿了吗？
短期或可，但长期很难。因为，“万科之战”对于王石而言，可以说是永远不可能休止的战争，战胜了君安有宝能，战胜了宝能有华润，战胜了华润依然还有其他虎视眈眈者。一言以蔽之，只要万科多元分散的股权结构存在，围绕万科的控制权之争就永远不会停止。
这一终极的悲剧命运，应该说，自王石1988年决定放弃万科股权之后，就已经成为他极难解脱的枷锁，纵然万科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但是，他的终极身份定位是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他是经理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尽管，从2014年开始，万科启动了事业合伙人计划，但是，对于市值已逾2000亿元的庞然大物，万科的事业合伙人计划启动为时已晚，即使万科能够保证持续的利润高增长，万科的事业合伙人体系最终能够掌控万科的命运，起码还需要10年之久。
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宝能和安邦外，“万科之战”的控制权之争，争斗越激烈、时间拖延得越久，无论是对中小投资者、还是对王石以及其他万科管理层，都是最终的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