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11时许，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内，国徽高悬，庄严肃穆。包括境内外媒体、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数十位旁听人员正静静等待法官的最后判决。
“被告人翟岩民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听到判决后，翟岩民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
翟岩民
此前，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翟岩民痛悔地说，“我认罪，并且真诚悔罪，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家人，希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今后将坚决与不法律师、闹事人员划清界限。”
2015年7月，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不法律师、网络推手、职业访民和地下教会、境外势力深度勾连、滋事扰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该团伙自2012年以来先后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大肆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抹黑政府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矛头直指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国内国际影响。2016年7月15日，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等4人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提起公诉。
庭审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指出，翟岩民多次利用信息网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指挥、利用非法上访人员，勾结一些具有颠覆国家政权思想的地下教会成员、律师、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等，通过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炒作热点案事件、攻击国家司法体制、利用舆论煽动仇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生意失败，在“推墙”思想中找寄托
时间拨回至2013年。彼时，还身为商人的翟岩民，经历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由于在那年做生意失败，我感觉我的人生从辉煌到没落。这也使我的思想和内心产生了抱怨、扭曲的错误心理，开始把人生的不如意、生活的不满意，转嫁成为对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怨恨，”翟岩民供述说。
2013年的五六月份，翟岩民无意中加入某QQ群，为他打开了一扇“大门”。该群经常有人发一些含有“推墙”思想、“和平转型”等内容的帖子，充斥着诋毁和质疑我国社会体制的内容。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让本就对现状不满的翟岩民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现行制度的想法。
在群中，他认识了雅和博教会的“长老”胡石根(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判处刑罚、长期以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另案处理)等人，更加详细了解了“推墙”思想、“和平转型”理论，产生了与党和人民为敌的思想。
2013年年底，翟岩民参加了胡石根的家庭教会活动。对胡石根常在“教会”中鼓吹的所谓“推墙”思想、“颜色革命”耳熟能详。胡石根也经常鼓动教徒参加敏感案事件的声援、围观。据翟岩民供述，胡石根的思想灌输对其后来组织、策划、参与多起敏感案事件的炒作、声援有着重要影响。
“胡石根以地下教会为平台，在讲经之余的小组讨论、中午吃饭时间都在向我们灌输他的‘推墙’理论。以受洗仪式为幌子，拉拢很多访民、生活最底层的人进入教会，实现他所谓的壮大‘公民’力量。”翟岩民说。
而根据证人刘永平(雅和博教会成员，另案处理)的证言，雅和博教会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教会，发展的教会成员，一半以上都是通过翟岩民拉拢而来的访民。雅和博教会的“精神领袖”是胡石根，教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变中国的现行体制，通过非暴力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证据显示，2015年2月1日，翟岩民参加了勾洪国(另案处理)在北京“七味烧”餐厅组织的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聚会。有律师身份的周世锋、李和平，地下教会成员胡石根、刘永平等悉数参加。
“‘七味烧’聚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饭。”翟岩民供述，这是一次交流、讨论“推墙”思想的重要会议，是对2014年运动进行总结，对2015年的工作进行策划、制定策略方向。“以饭局为幌子，实际上是把周世锋、李和平这样的律师，胡石根这样的‘宗教领袖’、我这样的行动派召集在一起谈论‘推墙’思想，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
参加人员围绕设定的议题依次发言，深入讨论了律师介入“劳工运动”直接冲击国家政权，和借助炒作热点案事件分化、瓦解国家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手段。共同策划通过上述渠道，采取项目化操作手段，推动中国进行所谓“和平转型”，实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其中，胡石根提出“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系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系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翟岩民对胡石根等人的言论积极响应，并提出挑选有经验的人安插到“劳工运动”中，以形成对抗政府的力量。
在“推墙”思想的“指导”下，翟岩民在一起起敏感案事件的炒作、声援中，甘愿做起组织和指挥访民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的“冲锋队长”。
披“维权”外衣敏感案事件中推波助澜
2015年5月，黑龙江省庆安县发生一起民警依规合法开枪处置一起突发事件，检察机关经调查认定民警是依法执行公务，使用枪支依规合法，但经过“维权”律师挑头起事、网络推手策划组织，却被炒作成警察“枪杀访民”的“庆安事件”。待“庆安事件”被炒热后，翟岩民在胡石根授意下，组织指挥刘星等“职业访民”分多批次前往庆安，还专门为庆安事件建立协调群，为前去声援的访民募捐。
“我的这些行为就是在和政府作对，就是想抹黑公安机关的形象，造成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引发官民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翟岩民供述。
2015年5月14日上午，王某、张某某等“职业访民”到庆安县火车站站前广场和县政府门前，手持“我是乘客，向我开枪”“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标语滋事，引发大量人员围观;5月20日下午，刘星等17人再次到庆安县火车站站前广场，手持“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等字样的标语非法聚集、示威，并散发非法传单，攻击政府，混淆视听，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与国家政权机关对立。在去庆安的“职业访民”回北京后，翟岩民又专门设宴为“庆安的勇士们”庆功。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除“庆安事件”外，翟岩民组织指使刘星等一批访民，通过在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及七星拘留所、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地以绝食静坐、拉挂条幅、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等方式非法聚集滋事，并拍摄照片上传网络，歪曲事实、恶意炒作，诋毁国家政权机关，攻击国家法律制度，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仇视政府，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活动。
翟岩民供述，“维权”律师、“公民”和访民平日利用QQ、微信、“电报”等即时通讯软件作为平台联系在一起，分享“推墙”思想。“待到每次发生敏感案事件时，都是律师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公民’、访民跟进，继续炒作、发酵事件，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炒作模式。”
据了解，这些“职业访民”绝大多数都对现实不满、对政府不满，经常借助一些事件发泄、滋事，并宣扬“以被拘留为荣”。但对于“职业访民”而言，他们在参与敏感案事件的炒作时，不需要对该敏感案事件有任何了解，而只需要负责把现场“炒热”。同时，他们一般还能额外获得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如果被拘留，还会有“拘留补贴”。
“我参与的这些敏感个案，没有一个和我有关系，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到底什么，也根本不管有没有真相，就是为了炒作而炒作，然后获取个人所谓地位和成就感。”翟岩民在庭上表示。
悔不该当初拒做别有用心之人的工具
“我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交通堵塞等严重的社会混乱;错误引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他们对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也要跟着参与进来;给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炒作的机会，达到他们丑化政府形象以及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翟岩民说。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中，翟岩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表达了对国家、人民以及家人的愧疚。
“我今年55岁了，在我前五十年人生中，我始终是爱国守法的公民，从来没有进过公安局。但是2013年加入这个犯罪团伙以来，我因为参与违法活动先后3次被拘留，直到走上法庭接受审判。”翟岩民说，“今天的审判让我感到法庭是公正的，整个审判过程保证了我的权利。庭审之前，两名辩护人与我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庭审过程中为我发表了非常专业的辩护意见。如果政府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坚决与这个群体决裂，决心今后一定遵纪守法，回报社会，多为国家、为家庭做有益的事。”
最后陈述中，翟岩民在谈及自己对家人亏欠时，一度哽咽。“我的父亲今年九十七岁了，卧病在床，我不但没有尽到儿子的孝道，反而让年迈的父亲因为我担惊受怕，因为我犯的罪颜面无光。”
翟岩民当庭表示，愿意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深刻教训警醒世人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人员的丑恶嘴脸，不要被他们标榜的所谓‘民主’、‘人权’、‘公益’等说辞蒙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翟岩民说。
法庭经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被告人翟岩民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整个宣判过程中，翟岩民情绪表现得一直比较平静。但在判决书宣读完毕，审判长向其询问是否还有话要说时，他情绪十分激动，站立起来大声回答“有”。
“感谢法官、感谢检察官、感谢两位辩护律师，也感谢办案单位这一年多来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真诚地认罪悔罪!”翟岩民在这段简短的陈述中再次表达了公检法机关，对两位辩护律师的感谢。
庭审结束后，翟岩民接受了参加庭审旁听的境内外媒体记者采访，有记者问到为什么此次审判没有家属出席，翟岩民坦诚地回答：“我担心判决不是这个结果，怕我的家属承受不了，我就拒绝了家属来。如果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不会拒绝。”
他说：“我通过管教反映，说不想让家属来。我对刑期的预期是十年以上，我的老父亲已经九十七岁了，如果真判了十年以上，我肯定见不到我的父亲了。”
翟岩民还表示，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对自己没有刑讯逼供，他的所有供述“是出于我的自愿”。
当谈到对未来的打算时，翟岩民告诉记者准备重新开始经商，“要远离那些维权圈里的人。再继续那么搞，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