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纪念王洛宾

王洛宾去世20周年纪念日，先从一段两年前的乐坛和乐评界短兵相接的小公案说起。两年前，知名乐评人张晓舟和新民谣领军人物洪启在微博上互掐，张晓舟评论道：纪念红磡和纪念王洛宾，是中国乐坛两大自撸运动。洪启以一句“傻逼”回敬。而早在2006年洪启和另一位音乐人张广天发起王洛宾纪念音乐会的时候，张晓舟就曾撰文批评“过于文人姿态的洪启、张广天给崔健、宋祖英、刀郎、女子十二乐坊等大腕发公开信呼吁一起纪念王洛宾的举动，煽情得有些过了。”

历史语境中的王洛宾：情场圣手浮起来，革命歌者沉下去

在这段话里，张晓舟质疑了四种以纪念为名曲解王洛宾的方式。第一种是80年代启蒙运动酿下的果，王洛宾和另一位80年代塑造出来的神话人物三毛一起打包出售。二人在新疆的忘年恋是“古道西风瘦马”，更是一种“邦尼和克莱德”式的公路片浪漫主义想象。自三毛西行始，作为“情场圣手”、老帅哥的王洛宾浮起来，作为抗日革命音乐家的王洛宾沉下去。

王洛宾与三毛

实际上，王洛宾的西行记，并不是小资文青式的心灵之旅或冷战格局下的流亡者的叙述。1935年，左翼作家萧军出版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在这部抗日文学经典里，镶嵌了一首题为《奴隶之爱》的音乐插曲，署名为L.P，这首向侵略者发出声讨和呐喊的歌曲的作者就是王洛宾。王洛宾在歌中写道：“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而当王洛宾后来将维吾尔民歌改编成《达坂城的姑娘》等歌曲时，他也以音乐的方式完成了特殊时期对于少数民族的情感动员。当维吾尔民众惊吓地发现“怎么我们的歌你们也会唱了”时，那个“我们”和“你们”的民族分割也在那一刻弥合了。因此，与一般的音乐家不同，王洛宾的新疆岁月有点类似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意味，取经的目的是为普度众生。

今天，在主流“版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王洛宾对于新疆民间音乐的发现和改编被一些人污名化为剽窃，这是站在历史语境之外的一种轻飘飘的审判。站在版权所设定的框架下来看待王洛宾，就无法看到王洛宾作为音乐家尤其独特的历史使命。他更喜欢被称为一名“传歌者”，这种对自身的角色设定与五四时期蔡元培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分享着相似的方法论路线，而王洛宾的命题是维汉间的民族和解。可以说，他以他的音乐完成了20世纪“丝绸之路”的使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对于王洛宾是一种轻浮的命名。 

因此，王洛宾反复歌咏的爱情也不是今天流行情歌里甜蜜蜜、油腻腻的爱情，爱情构成他的图腾。他的爱情的根茎扎在土地里，爱情是他的艳阳天，是《致青春》里那句“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爱山川，爱河流”那个意义上的爱，甚至可以说，他要以爱情为根本方法论弥合民族间因政治和历史造成的撕裂。“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这是爱情隐喻，也是民族隐喻。王洛宾的爱情路线，正如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信号是12亿人民重新开口唱情歌，邓丽君和崔健的情歌撕开了一个国家的伤口，也成为一个民族的解药。这是音乐里爱情的先锋性。

双重造神运动：王洛宾的博物馆化与经典化

但问题是，王洛宾式的以音乐超克民族裂隙的路线，跳脱了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后，不可避免地沦为张晓舟所说的“文化政绩工程”。在他的晚年，媒体为拍摄纪录片。在他去世后，政府为他塑像。他越来越成为一个文成公主式的人物。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陈升和左小祖咒路过王洛宾博物馆时为什么拒绝进去，他们拒绝看到一个作为政治符号的王洛宾。

王洛宾艺术馆

今天，当《青春舞曲》一再出现在电视晚会上，那不是王洛宾的音乐王国里艳阳高照的青春性，而更像一群芭比娃娃在唱山歌，是各族人民“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晚会式的大团圆和王洛宾以音乐作为一种超越民族的语言达成不同族群间的谅解、融合的理想已经相距甚远。

王洛宾以文化使者式的方式被政治化（实际上去政治化）、图腾化之时，在洪启等音乐人那里，则以另一种方式被请入神殿。2006年，洪启和张广天发起了一场王洛宾纪念音乐会，入口处有一张王洛宾的巨幅画像，那一刻，王洛宾仿佛变成了民歌界的切格瓦拉。洪启在音乐会末尾动情也不无悲情地说道：他一直是被人踩踏的，但我们现在要为他洗去尘埃，把‘他’抬进来。但这个切格瓦拉化的王洛宾，在被以这样的方式“抬”进来的同时，也被重新本质化了。

而事实上，洗去尘埃这个行为背后的方法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历史化地存在的，洗去尘埃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涂脂抹粉？因为不存在一个本源的王洛宾留待我们洗去尘埃，我们只能以今天的历史情境作为坐标去面对历史中的王洛宾。我们似乎过于习惯以这类悲情的方式一面纪念，一面遗忘。

今天如何纪念王洛宾：以他的诚意倾听背后的根源

我们在把王洛宾经典化的同时，遗忘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他的来源，因为我们把作为“传歌者”的王洛宾视作新疆音乐的本源，而无视王洛宾的民歌本身也是对于新疆的一种抒情式的想象和改写。

我们今天无法通过王洛宾歌唱过的土地和天空、月亮与玫瑰、花儿与少年、江水与白杨来理解新疆民歌和新疆民众的生命经验。但我们一再习惯并深陷于这样的误认，正如当我们听到帕尔哈提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指鹿为马地认为他代表了当代新疆音乐的全部，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今天的新疆音乐本身一无所知。而正是因为我们沉溺于对王洛宾、帕尔哈提们的膜拜，才阻碍了我们去接近今天新疆大地上活的传奇。因此，王洛宾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者纪念王洛宾的方式不是以花花绿绿的名目为其树碑立传，而是以王洛宾式的诚意和敬意去倾听他背后的根源。

王洛宾时代的历史使命和理想是以音乐将汉地和西域的土地和人心联为一体，而今天我们一再唱着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民歌，却又一再自足于这样的异域想象，恰恰是反王洛宾的。以王洛宾为起点，我们更应反思的是音乐如何成为一种政治资源，重新打开音乐和社会间勾连的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