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诸多国家的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从市场性和盈利性看，中国经济处于人口红利期，市场巨大，向国际市场出口的竞争力也很强，也有各种各样的外资优惠政策。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红利变成了负利，竞争优势不再。

一国资金向另一国，或者向国外流动，在流动的双方和多方之间，若制度、体制和机制相同，其资金转移为纯粹的市场性和逐利性；而当一国与另一国，或者另多国，在制度、体制和机制上有差异时，资金在其之间的流动，不仅为纯粹市场性和盈利性的因素，也有不同制度、体制和机制下，资金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体制差异性低盈利和亏损。如果资金持有者，感觉A国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安全，风险较大，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必定会将资金转移出A国，进入较为安全、低风险的B国。除非A国闭关锁国，不对外开放，否则，资金的这种转移，不以A国的价值观及个人的好恶意志而改变。

实际上，民间资金进入国内各经济领域，有一系列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开放的与世界联系已经非常密切的经济体，特别是互联网支付发展、资金出入渠道多元、汇出汇入监管复杂困难的格局下，如果A国家民间资金进入经济领域的难度较大、障碍较多、进入领域狭窄、进入资金资产不安全、运营困难并成本较高、盈利较低甚至亏损；

而B国家则反之，对外来的A国家资金进入其经济领域，放开的程度要高，进入过程较为容易，进入资金资产较为安全，运营规范和风险较低，资金盈利程度比A国家高，则B国家对A国家的民间资金有较强的吸引力，A国家的资金将程度不同，甚至大规模地向B国家，甚至向类似B类的诸多国家流出。如房地是几十年租用，还是永久产权？大学教育利于事业创业创新，还是不利？对私有投资财产是不是歧视，侵犯，关门打狗？

当年，诸多国家的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从市场性和盈利性看，中国经济处于人口红利期，市场巨大，向国际市场出口的竞争力也很强，也有各种各样的外资优惠政策。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增速放缓，呈现出下行趋势，人口红利变成了负利，以此为基础的需求萎缩，国内市场和国外出口竞争优势都不再。

当然，相当一部分国际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是看好了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及其市场需求，看好了中国2025工业高端制造，看好了中国的互联网加创新，留在了中国。当然，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开放服务业，开放更多的新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注入中国，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同样，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在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涨期，赚得了相当规模的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中国国民的储蓄率较高，国内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积累了巨额的民间资金。其投资也遇到了经济下行、需求相对萎缩、供给相对过剩等市场性和盈利性方面的问题。

这种格局下，如果国内没有战略性的思维，不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制度、体制和机制差异性规律，民间资金将会一定程度，甚至是大规模地向他国转移，投资房地产、国外股市债券、他国企业和产业等领域，显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这类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在资产投资方面，中国公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地购买土地房产和投资股票债券；比如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中国2015年在外留学的规模为170余万，而到中国留学的只有40万左右，教育服务贸易逆差1000多亿美元；比如中国游客到国外旅游的，从2005年的3000多万，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1.2亿，大量地从国外购买奶粉、化妆品、保健品、电器等，旅游服务贸易逆差1000多亿美元；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家将自己的资金、产业等转移到国外，并投资移民等等。

货币的自主权在个人和家庭，投资和消费者以货币投票，这些巨额资金和内需的漏出，并不以中国意识形态号召和舆论的好恶而改变。在中国经济下行，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资金外流，市场外移，毫无疑问，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是雪上加霜。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