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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聚焦“政策放开了反而不愿意生娃了”:累觉不“生”?

国家统计局披露了去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63万,降幅为3.5%。

你是不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先不要急着回答,可以做个小型社会调查:问问你在大城市的亲戚、老家的亲戚,看看他们已经生了几个孩子,想要生多少个孩子。再跟比他们年长的一辈对比一下,看看大家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有什么变化。

想生娃的人肯定不少,但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来看一组数据: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披露了去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63万,降幅为3.5%。其中,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虽然未改变出生人口下降的态势,但之前的堆积生育正在被释放,二孩出生数占比首超50%。

事实上,自2015年10月国家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近3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从之前的1.6增加到2017年的1.7,仍然低于更替生育水平(更替率)。

这里说的更替率,主要是指一对夫妇平均要生多少孩子,才能保证子女一代的人口数量和父母一代的人口数量持平。最简单地讲,一对夫妇是两个人,要生两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总数不会下降,这样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大概在2左右。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2.2和2.8之间,也就是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2到2.8个孩子。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到了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其中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小孩,为全球最低水平。到了2015年,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最近的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并不算乐观。

有位专家做了个小样本调查,据她推断,目前,一些二线城市中有二胎生育意愿的不到1/3,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的就更少;城市周围郊县农村的生育意愿正在向城市靠拢;远离城市农村的生育意愿略高一点,但是有了儿子,就不愿意再生的也很多。

为什么政策放开了,反而不愿意再生娃了?

如果你去问一些年轻妈妈,她们可能会回复你四个字——累觉不“生”,意思是“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生了”。

这里的“累”首先来自生育本身,由于生育成本变高、生活压力变大,部分育龄人群不敢轻易生育二孩。网传十大城市的养娃成本,从出生到上大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养娃成本达200万元以上。这个数字虽无法考证,但之前咱们用成本-收益分析比对过(详见《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6期《养娃是一门生意?》),大体可知现在养娃是越来越不划算,养娃从过去的“投资品”变成了“奢侈品”。

更不要说还有“高房价”因素,已有多项研究报告证实,房价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关系——房价越高,生育率越低。香港妇联于今年上半年电话访问了813名20至49岁的香港居民,其中表示愿意生育的受访者只占总数的47%,创10年来新低。调查显示,在降低市民生育意愿的因素中,最多的受访者选择了房屋。

除了生育成本,还有机会成本。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以及女性自我意识和追求的不断提升,她们对生育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更为敏感,她们会纠结于是“生”还是“升”,她们开始考量生育可能带来抑郁、身材变化等对身体的影响。她们作为母亲抚养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一位女性设计师朋友说,在她的公司里,每个人要负责大量工作,早下班回家照顾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位女性设计师一直拖到41岁才开始考虑要孩子,甚至想一次性要两个孩子,但这个时候就必须得借助医疗手段了。

国家统计局摸底调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发现,今年上半年,国内多地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态势,除高房价、高生育成本因素外,调查结果还认为,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亦是其中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提出过一个关于养育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

加里⋅贝克尔认为,孩子具有耐用消费品的性质,它的数量收入弹性比质量收入弹性小。这就好比,你想买车,当你收入提高的时候,你是想多买几辆奥拓,还是想入手一台奥迪?如果你更偏好质量,很可能会考虑买一台更好的车,而不是更多的廉价车。同样,随着收入的提高,我们更希望提高孩子的质量,即增加对孩子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而非增加孩子的数量。我们想要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而不是一堆不争气的熊孩子。

从个体选择来看这是理性的,但个体理性不会自动地导致集体理性。对于单个家庭来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减少养育孩子的数量,是理性的选择。但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去做,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老龄化负担会更重,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报告,若保持生育水平不足1.5的情况,10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降至5亿,15岁以下人口比例将不足10%,65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40%。还有更为悲观的预测,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与人口学者李建新、黄文政在他们合著的《中国人可以多生》里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2左右,与日本和韩国同等发展程度时的生育水平相当。而他们最悲观的预测是,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最坏可能只有1.03。那么,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很多人认为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家庭生育率下降,这似乎不太公平。事实上,有经济学家做过估算,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降到1.5左右;中国的人口规模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达到峰值,然后就会下降。

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社会的生育率会逐渐下降。欧洲国家的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陷入了低水平陷阱。亚洲国家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生育率的下降更加迅猛,日本和韩国都属于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中国应该鼓励生育,而不只是允许生二胎,他们呼吁实行多生补助、带薪产假等鼓励生育政策。

生娃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为了缓解累觉不“生”,我大开脑洞地设想一下,未来生娃会不会成为一种“产业”呢?若果真如此,你是“生”还是“不生”呢?

(原题为《累觉不“生”?》)

【责任编辑: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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